相关阅读：新新新默存｜艾晓明：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文/ 艾晓明CDT 档案卡标题：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作者：艾晓明发表日期：2025.10.31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主题归类：反右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一 谁是刘治平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二 丧钟为谁而鸣？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四 抵抗命运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刘治平最后的科研记录，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难到来之前他的毕业论文《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的双气体解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这是分属两代的两位物理学人留在科学星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们陨落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闹剧接踵而来，继而是几千万中国人在大饥馑里丧生。当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说过一句话：“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这是他被痛批的言论之一，却被历史的惨痛所证实。知识精英是怎样开始崩溃的，理性思考怎样全面让位于绝对权力的狂舞，而整个社会又怎样在鞭挞下被驯服，回顾刘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历史图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2025年10月23日再改附录：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确切统计我的长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以后，科学史研究学者熊卫民老师告诉我，有关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有如下确切的统计数字：“科学院研究人员已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已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目前的68个。”——《中国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285-288页。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的是研究人员数量。据《中国科学院1957年工作人员比例统计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448页），1957年研究人员占比是31.5%，当年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当在17460以上。中科院还包括北京以外的机构，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汉、成都、东北、广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计占到了研究所总数的接近50%。熊卫民补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郭传杰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难者朱砚磐简历杜钧福老师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荫远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他发来他所写的同事朱砚畔简介，这是又一位反右受难者的记录。看到这样的故事，朱砚磐，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右派名单上的数字而已，而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之痛。朱砚磬简介朱砚磬（1928-1968），女，江苏泰兴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朱茨申也从事教育工作。朱砚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扬州中学，学业优良，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物理系。朱砚磐，1947年于扬州中学。1952年她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础扎实、学习勤奋，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招收为研究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为右派分子，继续在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当年由于“大跃进”的缘故，该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朱砚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学报》《物理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的处境日益困难。1968年工宣队进所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斗争对象很快转到所内有历史问题的职工身上。因为曾参与议论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审查。届时她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因我在宿舍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烦。暂时不必给我来信。”以后再也没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组”勒令她“交待问题”。在威逼之下，她于11月10日自杀身亡，届时她穿上她最喜爱的红毛衣，四肢缠上电线，拉电闸通电而亡。死后部分遗体烧焦，惨不忍睹。朱砚磐，1960年代于物理所“文革”结束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里的问题也被澄清，把罪恶都推给“四人帮”。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扬州中学于2018年召开了朱砚磬诞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1999年编印了《朱砚磬纪念集》。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朱砚磬纪念集》，扬州中学1948届普甲班编印，1999年6月撰文者：杜钧福三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来源：姚蜀平《崎岖科学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选文集续编》（CEI稷下智库书社），第44页-49页姚蜀平：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实录分析1957年反右运动，院属京区单位共划右派172名。因建制变动共调出59名，即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社会科学院）41名，原自动化所（现七机部502所）6名，科技情报所（现归国家科委）5名。调进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单共计115名。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属党派 入党年份 职务 处理结果 备注1. 化冶所1)戚继华 男 31 翻译 三类2)夏永年 23 共青团研究实习员 三类3)曾庆祥 23 见习员四类4)壬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2.动物所1)李思忠 37 助研 三类2)王宗楷 21 共青团 见习员 六类(原昆虫所划)3. 化学所1)曹家桢 35 共产党 1949 研究实习员 三类2)黄寿令 30 1947 四类3)高葆元 27 共青团 三类4)见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类5)邹清祥 21 见习员 四类6)麦痒珍 31 助研一类 (不开除公职)4.力学所1)袁志辉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二类2)欧阳峰 （应为欧阳绛）31 共产党 1950研究实习员 二类3)樊蔚勋 28 1954 研究生 二类4)范永章 22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原动力计划)5)李道纯 22 共产党 1955 研究实习员 四类5. 地球物理所1)陈忠易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2)郭覆灿 25 五类3)瞿章 24 共产党 1951 五类4)郑树蕃 24 共青团技术员 二类5)陈育彦 24 见习员 二类6)邬鸿勋 24 研究实习员 二类7)程宏生 46 技佐 一类 （不开除公职)8)毕文达 26 见习员 开除劳动教养6. 电子所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实习员 四类2)万家增 31 九三 四类3)蔡德孚 21 共青团 五类4)魏文瑞 25 共产党1954 五类5)宣受之 36 开除 劳动教养6)韩大钧 397)刘楚材 26 科员7. 心理所1)王忠义 男 26 研究实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2)李宝仁 女 27 会计 三类3)辛代高 男 33 共产党 1948 研究生 五类4)黄仁发 29 民盟 二类8. 植物所1)钱冀 男 30 共产党 1948 办事员 五类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团4)马彦卿 31 技术员 四类5)黄成就 36 助研 三类6)张祝三 32 技术员 开除 劳动教养9. 数学所1)邵品踪 男 24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2)陈龙玄 27 四类3)徐㑇刍 （应为徐刍）27 助研 一类 开除公职4)任宏硕 23 研究生开除 劳动教养10.计算所1)谢鸿男 27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2)柳维长 24 四类3)黄自宁 25 三类4)吴乐之 22 五类5)徐振之 22 翻译 一类 （开除)6)赵隆邦 25 研究实习员二类11. 遗传所1)李云震 男 26 助研四类2)黄季芳 37 农工 三类3)李树藻 37 图书管理员 二类12.地理所1)罗开富 男 45 九三研究员四类2)陈怡惶 28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四类3)伉 33 编辑 三类4)刘清民 31 资料员 二类13.微生物所1)吴雄中 男 26 共产党 1954 研究实习员 三类2)陈硒用 30 研究生 三类3)杜文亮 28 研究实习员 二类4)王伯彦 45 图书管理员（开除 劳动教养)14.高能所1)吴哲 男 26 研究生 三类2)陈芸 26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3)马明燮 254)蔡莲珍 女 285)项志遴 男 26 三类6)仇士华 25 研究实习员 四类7)鲍成光 22 （应为鲍诚光）8)鲁阳 23 共青团9)葛远凌 25 (根据亲友回忆，应为葛运凌）10)张家琨 27 助研 一类（不开除公职)11)刘治平 21 研究实习员 一类 （不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12)蔡京艳 25 开除 劳动教养13)华士龙 17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15.图书馆1)陆长旭 21 助理馆员四类2)李申男 30 馆员 开除 劳动教养3)王星南 50 副组长 五类 原器材局划16.物理所1)崔钦生 21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2)陈秉玉 24 研究实习员3)欧阳恒忠 28 共青团4)沈鸿烈 26 技术员5)周立中 24 研究实习员 五类6)傅德中 27 三类7)靳永涛 23 见习员8)陈明华 23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六类9)朱砚馨 女 28 研究生 三类10)何茔 (应为何犖，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的名字，有些网页报道，写为何犖）男 30 助研 二类11)胡康祥 23技术员 二类17. 科学出版社1)黄宗甄 男43 九三编辑室主任 五类2)杨肇燫 60 副社长兼副总编3)贾善群 32 助理编辑 四类4)汪锡藻 37 校对员18. 综考会1)顾准 男 42 共产党 1935 副主任 二类19. 办公厅1)萧国基 男 22 翻译 五类2)范岱年 32 共产党1948 资料室副主任3)徐志国 22 共青团 翻译 二类4)曾肯成 28 翻译 三类5)苏承论 22 办事员 二类20. 联络局1)张绍声 男 36 科员 逮捕法办21. 地质所1)朱星 男 26 共产党 1946 科员 四类2)崔克信 48 研究员 五类3)劳秋元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4)周翰中 25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5)王士云 29 科员22. 古脊椎所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2)郑显荣 33 科员 二类23.生物物理所1)李华 男 20 共青团 见习员 四类24. 自动化所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团 助研 五类25. 电工所1)王诚厚 男 32 技术员 六类2)朱其清 49 研究员 一类 开除26. 土壤队1)吕成宝男 23 见习员 三类2)朱祥明 183)陶运长 19小结在上列统计收录的115位被划右派分子中，分类统计结果是：1)按职务：研究员3人，含一位相当级别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实习员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见习员13人，占11%；2)按年龄：20岁以下4人（最年轻17岁），占3.4%， 21-30岁78人，占67%； 31-40岁24人，占21%； 41岁以上9人（最年长60岁），占7.8%；3)按党派：共产党员13人，占11.3%，共青团员42人，占36.5%，民主党派7人，占6%，无党派53人，占46%；4)处理结果：六类3人，占2.6%，五类20人，占17%，四类23人，占20%，三类25人，占21.7%，二类17人，占14.8%，一类不开除公职4人，占3.4%，一类开除公职3人，占2.6%，开除劳动教养11人，占9.6%，逮捕法办1人，占0.9%。姚蜀平在该书第49页，写了《中国科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综合报告》 （京外地区），开头有这样的统计内容：中国科学院在八十年代整党期间，曾经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调查。京内外各单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27名，中级科学技术人员31名，初级科学技术人员48名，司局及领导干部11名，处、科级干部40名，其他人员72名。按当时全院职工60，258人（其中科学技术人员25，934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38%，科学技术人员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学技术人员总数的0.41%。京区各单位情况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对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责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党前开除党籍3人，整党开始后定“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1人。（感谢武宜三先生录入，姚蜀平老师整理的右派名单中，在括号内加星号文字，是我根据熊卫民老师意见以及其他材料佐证后添加的。如有遗漏或需要补充，欢迎读者留言。艾晓明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