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张承志于祁连山上向东眺望时，他看到的是蒙古牧人的满心绝望，骆驼疲惫地连声哀号，沙漠如一根闪烁的白线延伸到右手的地平尽处，其间隐约有一些小湖清澄、碱草密伏的沙窝子。然而在千百年前的丰茂年代里，据说青草能长高到掩盖住牧人的牛羊，它们的乳汁皮毛能滋养出一群茁壮而坚硬的骑士。广袤的草原从大兴安岭两麓一路向西蜿蜒伸展，被蒙古高原的戈壁分隔为漠北漠南的草场，而后穿越阿尔泰山脉，经由塔尔巴哈台的南北，先后与哈萨克、南俄和乌克兰的草原连接，形成了一道横亘于欧亚内陆的绵长的草原带。草原带上东西游荡的骑士牧民，与东亚的从事农耕的定居者，与西域地区的许许多多的绿洲城市民们，周而复始地邂逅、贸易、冲突、开战，然后兴起、灭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温海清的新作《混一戎华》描绘的主角就是大蒙古国的历代英豪，他们驰骋在天高地迥、广袤辽阔的历史之地上，迈过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等作为前辈的渗透者和征服者们，成就了“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元史·地理志》）的壮举。然而，即便是“如海洋一般广大”的帝王，也无法做到算无遗策、未卜先知，“征服”或“统一”的历程中都必然充斥着阴谋诡计和不测风云；更不能在不依靠经过反复实践而趋于成熟、均衡的帝国统治模式的前提下，仅凭个人神威天降就实现对横跨欧亚的帝国疆域的控制。等待混一戎华的道路上真的尘埃落定，这些先行者们的政治遗产，波谲云诡的形势，回环繁复的心曲，最终难免被帝王家谱中伟大领袖的光芒万丈所掩盖。有鉴于此，《混一戎华》正是试图冲破史官们的唯结果论和“后见之明”，在解释为何蒙古与此前的北方游牧政权不同，而能做到“跨过江淮统一中国”的同时——这是本书的研究核心——试图将有关大蒙古国一统天下的“化约的历史叙述还原到丰富且错综复杂的历史本身”，使得蒙古征服、统一历史中那些“被遮蔽、未被记载的部分得以彰显”。简言之，就是从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寻找到事件的偶然性和意外性。原文作者丨邱雨《混一戎华》作者：温海清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3月如何走向“混一”按照作者在《混一戎华》绪论中对已有研究的探讨，游牧政权确实有强烈的扩张倾向，其动力大致有三。其一是经济掠夺，按照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哈扎诺夫（Anatoly M. Khazanov）等人的观点，游牧社会自身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非自给自足性，是促使他们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内在驱动力。其二是阶层和国家逐步形成后的资源汲取需要，与外部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游牧社会的政治组织更迭（联盟形成和国家化），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将此过程概括为“危机—军事化—集权化”，危机的成功克服使得少数英雄领袖脱颖而出；随之而来贵族阶级的形成、军事开销的膨胀等等导致的财政压力，逐步超出了传统经济供给的上限，这使得他们需要高供从外部世界获取资源的能力。巴菲尔德索性将游牧帝国描述成为抗衡南部的中央集权定居帝国而组建的“影子帝国”（shadow empire）。其三是领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问题。如萧启庆所说，对外侵略可以“吸引部众，绝对化君长权力”，也是达成“游牧者的君权神授和普遍王权”的手段。领袖的天命和神圣性授权是需要借由军事胜利的奇理斯玛得到展示和证明的，游牧王权的稳固和权威性高度依靠对外扩张。虽然游牧政权有扩张的内在动力，考虑到扩张受制于游牧政权的国家能力（尤其是军事动员，稳定控制被征服区域的能力）和掠夺的边际收益问题，这种动力不能驱使他们跨过长江天险，更不能直接导出类似于华夏帝国“大一统”的政治愿景。蒙古人之前，虽然少数游牧政权领袖诸如苻坚、拓跋焘、元宏、完颜亮有强烈的一统天下的意愿，但都未竟其功；其他时候，游牧政权干脆没有强烈的南下意愿，华夏帝国同样无意将朔漠地区郡县化，而满足于朝贡羁縻的松散控制。基于以上事实，作者认为，虽然蒙元统一中国是既成事实，但认为成吉思汗和元世祖等人志向远大、在征服战争开始就在擘画大一统的蓝图的学术观念其实不能成立，至少蓝图不能脱离具体的征服战争的进程。就此作者提出两个亟需反思的问题：“蒙元政权先后攻取西夏、金、大理以及南宋等政权的具体过程以及其他可能性”；以及“历史的行动者面对各种复杂情势时进行选择的可能性”。诸种可能性，植根于与定居农耕的华夏帝国大相径庭的草原帝国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之中，也受到难以预料的现实情境的干扰。《危险的边疆》作者: （美）托马斯·巴菲尔德译者: 袁剑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臣服或毁灭：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接下来作者用六个章节，依次揭露了蒙古征服历史中那些被官方的历史书写刻意遮掩的政局暗流和策略分歧。第一章焦点是蒙古对外政策中的“臣服或毁灭”原则。该原则的第一次使用就是著名的“讹答剌事件”。1218年，成吉思汗派遣穆斯林为主的商队，致信花剌子模苏丹阿拉乌丁·穆罕默德，结果在讹答剌商队突遭守将亦纳勒术的军队袭击，商人被指认为间谍而后处死。事后成吉思汗派出要求赔偿损失的使者亦被杀。成吉思汗立即下令西征花剌子模，震撼欧亚的蒙古征伐自此而始。作者认为这是两个帝国向东向西扩展势力时的遭遇碰撞，花剌子模先派出商队试探，成吉思汗也有意修好，姿态颇为谦逊。只是擅杀商人事件最终使两个各自有扩展势力欲求的帝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征讨花剌子模的胜利，使得蒙古人变得不可一世，开始强硬傲慢地实行臣服或者死亡的外交策略。只是臣服条件（包括入觐，献质，括户，从征，纳贡，置监）极其苛刻，毫无回旋余地，其他政权一旦接受等于不战而降，故而多选择杀死使者然后开战。作者推想，由于征讨南宋战事不顺利，蒙元给出的臣服条件稍显宽容，假如南宋不“杀使毁书”，或有可能和安南、高丽一样成为相对独立的藩属国。不过作者推论的缺陷在于，第一，西域各政权、安南、高丽遭受威胁的是政治体的独立地位的完整性，而且安南、高丽受国力所限有事大称藩的传统；但对于宋金来说，遭受威胁的则是排他性的天命及其符号（去帝号的问题）。因此二者对向蒙古称藩的接受程度并不相同。第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量，正是因为金、宋激烈抵抗，令蒙古军队损失惨重，所以蒙古人才会为其开出相对优容的条件，倘若它们直接俯首称臣，其命运想必与中亚各国并无二致。第三，蒙金、蒙宋关系的转变契机，到底是不是金、宋杀死了蒙古使者？蒙古人是否“前仆后继”地派使者来沟通商讨，恐怕并不取决于使者是否会遭遇杀死或囚禁、对方态度是否强硬，而在于对派遣使者还是开启军事行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的衡量，倘若对方不堪一击，使者被杀正好提供了开战的把柄；倘若对方实力强劲，即便使者被杀，多派几次又有何妨。此所谓“统战价值是打出来的”。第二章讨论的是蒙古征讨西夏的过程以及“臣服或毁灭”原则在其中的运用。作者首先检讨了成吉思汗“五征西夏”的说法，考证出成吉思汗只是亲自指挥了其中四次，而亲临1218年的战役。然后作者复盘蒙灭西夏的过程，认为自1210年的军事威慑后，西夏其实部分答应了大汗提出的归附条件，蒙古也停止了军事侵袭。但西夏人“出尔反尔”，既未在1219年派遣军队从征花剌子模，又暗中寻找宋、金、漠北的外援。于是蒙古人决意消灭西夏，更是在西夏末代君主甘愿臣服后将其杀死以绝后患。最后，作者根据《史集》的记载认为，蒙古人将西夏看作是一种弱化版的有君主的国家和“部族势力”，值得专门征讨，但是与金、宋不能相提并论。这一观念与汉文史籍对西夏政权的处理整体相同，只是这里对西夏的“特殊性”语焉不详。本章各部分衔接性欠佳，其可能的内在逻辑是：成吉思汗四次亲征说明对西夏颇为重视，但是重视不等于灭国的意图；如果西夏甘愿成为藩属，或许可以逃脱身死国灭的结局；先降再杀也展示了基于现实考量的背信弃义，而不能完全遵循自己的原则惯例——这也是偶然性和意外事件对于既定规则的“反叛”。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2025）剧照。解构大战略神话：“成吉思汗遗言”和“斡腹之谋”第三章中作者分析了窝阔台在蒙古征服史中的历史地位，以及见于《元史·太祖本纪》的成吉思汗灭金遗言的疑窦。作者首先梳理了史料源流，《脱卜赤颜》为原始资料，《圣武亲征录》是《脱卜赤颜》的节译，目的或许是纂修《太祖实录》；《金册》是对《实录》的蒙文译写；《秘史》则脱胎于《脱卜赤颜》；《史集·成吉思汗纪》混杂了《金册》的内容和口述形式传递的史料；《太祖本纪》则同样来源复杂（《混一戎华》127页）。除了《本纪》以外，其他来源的史料均没有涉及灭金问题。比如据《史集》记述，成吉思汗的遗言包括（1）确立嗣君和（2）秘不发丧、继续灭夏两部分——后者从首见于《纳西尔史话》的西夏末主诅咒成吉思汗的故事母题中可以得到侧面证明。作者推断，灭金遗言应当出自汉文写作的实录系统，其中“五星聚”的说辞是王鄂采自金朝末年的实录，也可能是耶律楚材从张中顺处得到启发，而后转述给成吉思汗。而“遗言”所谓的“取汉中道绕达汴京腹地”云云，又见术士李昌国对拖雷的建议，窝阔台也有类似说辞。据此作者认为，这一战略应该是蒙金对峙时期蒙古高层反复商讨的、“人尽皆知的常识”。实际上成吉思汗无意完全占据金的领土，战争则以大规模掠夺为主，他最后一次南下攻金是对金朝不肯臣服的报复。而灭金的真正推手是希望获得威望、武功的窝阔台。作者强调灭金意味着蒙古正式将定居农业地区纳入自己统治范围中，是重要的转折点，认为这意味着傅礼初所说的“沙漠控制模式”（凌驾于农耕定居世界之上）的建立，只不过没有完全走出牧地惯性思维。随着汗位从窝阔台系移到拖雷系，胜利者编纂的国史有意抹除了窝阔台的灭金功绩，将拖雷塑造为大汗遗言的忠实执行者，其子嗣悄然具备了继承大统的合法性。第四章作者“解构”了“斡腹之谋”——即绕开四川的山地防线，从藏区先图大理然后迂回蹈袭南宋的战略。汉文史料中将1252—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视作对此战略的执行。作者考证认为，忽必烈确实在河西接受了蒙哥和宗王的共同决议忽里台的征讨命令，但按照《史集》记载，其目标不是大理而是南宋。蒙哥颇为倚重忽必烈，继位初就令忽必烈总领赤老温山以南。然而鉴于川蜀防线严整不易突破，忽必烈到1256年仍按兵不动，于是二人矛盾逐步激化，蒙哥耐心渐去而猜忌日生，再加上蒙古王公在忽里台开始质疑大汗为何迟迟未建功立业，蒙哥决定御驾亲征。于是斡腹之谋、攻灭大理，实际上是忽必烈面对蒙哥的催促逼迫下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举措，其意本不在迂回攻宋。另一方面，自1227年丁亥之乱、1234年蒙宋直接对峙以来，南宋朝野风声鹤唳，对蒙古军队一举一动“异常敏感”（《混一戎华》197页），吴昌裔、魏了翁等人在议论中将蒙古对大理用兵过度解读成与“绕道关中灭金”性质类似的斡腹之谋（斡腹之忧）。元代人则将错就错，借此吹捧世祖皇帝的深谋远虑。电影《蒙古王》（2007）剧照。文天祥的生前身后第五章讨论了文天祥之死和元廷对江南士人的态度。1279年文天祥被俘后，因元廷希望招降，故无论是押运途中还是被囚京师，其状态并非十分窘迫。文天祥一开始求速死未能成功，面对南宋皇帝大臣和高官显贵慷慨求死。作者认为，长久监禁之下，文天祥的心态可能有所动摇，谢枋得不愿出仕绝食而死，郑思肖则不死以期生见赵宋中兴之日，提示了一条不列朝班就可以黄冠归故乡的遗民之路。但是江南士人鼓动舆论希望文能够杀身成仁。作者试图揭示文天祥的真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如姚大力先生的精炼表述：“文天祥之死，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我们应当认真倾听文天祥，仔细听一听他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死到底说了些什么”。文天祥被杀的直接原因则是与至元十九年（1282）的政局动荡有关，该年中回族人宰相阿合马被杀，中山薛宝起兵，大都流传有救出丞相的匿名书，闽僧（作者考证可能是妙高和尚）上书说天象不利，最终忽必烈在麦术丁的力谏下决定处死文天祥。这一部分作者全盘接受了元代人邓光荐的《文天祥传》的说法。文天祥死后的1284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杨琏真迦盗掘宋陵事件，妙高的徒弟福闻在其中推波助澜，作者将此事与文天祥之死联系，认为这表明了元廷对宋遗民的不屑一顾。然而，杀死文天祥和盗掘宋陵到底有无因果关联呢？为什么元廷不认为杀死象征性人物文天祥后，更需要着重笼络江南遗民？为什么盗掘一定是意图明确的政治表演而非杨琏真迦的个人行径？既然元廷决定弃江南士人如敝屣，为什么又要在1286年下发求贤令？作者不免突兀地将盗掘事件放在文天祥之死的延长线上，却未能填补所有的逻辑缺环，导致本章第三节对盗掘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不免无的放矢、喧宾夺主，而且此部分给人以炫耀找到了独一份的史料（论证闽僧是妙高和尚的《佛祖历代通载》）的感觉。《国魂》（1948）剧照。第六章作者分析了宋亡何时的说法。自1275年文天祥起兵勤王始，其奉诏罢兵，临安陷落前出逃，在福建杀死抗元的吴浚，辗转江西募兵最后被俘的前后经历，都是南宋遗民念兹在兹、时时关注的焦点，他们对文天祥复国的殷切期望可见一斑。随后邓光荐、龚开、郑思肖乃至元中叶的刘岳申，都用笔墨传略来延续了文天祥矢志抗元、宁死不屈的传说。基于此，故有宋亡于文天祥燕市之戮的说法。结语部分则补充了蒙元统一西域、吐蕃，令高丽称藩的历史过程，并再次强调了元代统治的“各从其俗”和多样性，“在大一统下不抹杀各地域、各人群的独特性”，这是元代能成为“真正大统一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形成混一格局”，并给后世留下众多政治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讨论和批评本书将蒙古征服的历史重新还原为了在特定历史情景下的连续不断的“事件”，以此展现了看上去一帆风顺的“大统一”历史的诸种偶然性、可能性和复杂性。真实的历史行动者们眼前的未来同样是暧昧不清、充满变数，伟大如成吉思汗、忽必烈也在所难免，而尊重历史事实的重要一步——用当下流行的戏谑之语形容——或许是承认史书的“主角”们不免也在搭“草台班子”。后世的军事历史爱好者喜谈“大棋”论，将伟大领袖夸誉为全知全能、无所不能的圣人，将其一举一动歌颂为在“下一盘大棋”，本书或可为根治此癖的一剂良方。只是这一良方有三处颇为醒目的缺憾，依次分述如下。第一，考证不免烦琐，逻辑或有混乱。有时作者为求枝节准确常常抛开主线，影响了整体的“考证效率”和“论证的流畅性”。就阅读体验而言，第三章开始的史源学分析虽然详细，但是以综述整理为主，且没有为论证核心——遗言究竟来自何处——提供正面证据。灭西夏、文天祥之死的章节均有类似弊病，上文已有陈述。第六章索性只罗列史料而怠于分析。关注细节固然是历史学家的重要“技艺”和可贵品质，笔削又何尝不是良史之才的重要表现呢？电影《蒙古王》（2007）剧照。第二，作者确实精准地“揭示了复杂性和诸多可能性”（书封推荐语），但是似乎未能论及复杂性、偶然性与帝国开动战争机器的惯性的关联。无论是在战争胜利中演示大汗的个人魅力，以证明天命确实攸归，是掠夺帝国运转必需的物资，还是在征服军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比如从金投宋又降蒙的刘整，无论是立功以求立足，还是投君王之所好，都有建议大举伐宋的动机），都会驱动这台机器继续开动。从此角度，“混一”过程中的事件及其发生顺序可能有偶然性和复杂性，但是扩张本身恐怕不是偶然性，而是从草原帝国的暴力机器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某种倾向。这一倾向性的实现高度依靠游牧者们灵活且强大的组织力和行动力——这些也构成了作为参与历史的游牧者们的关键能动性。相较之下，华夏帝国的官僚体系不免颟顸臃肿、效率低下，定居耕作的民众则是行动迟缓而任劳任怨。定居和农耕的人群当然不是天然高人或低人一等，但天然地适合被统治，天然地易于成为中华帝国完成“天下一家”的献祭品。第三，是关于统一/混一这些概念内在的张力问题。无论是话语权力还是现实政治中，统一中国、混一戎华并不是同等概念，更不能与蒙古帝国为自己进行征服活动提供背书的合法性叙事和意识形态模型混为一谈。作者在绪论部分征引了众多内亚学者的作品来说明游牧政权的种种特殊性，那么在游牧者看来，对各个政权的摧毁和统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换算为汉文经典中的大一统呢？按照本书的描述，蒙古国历代大汗确实没有明确的大一统/混一/统一的意图，也没有足以产生这些意图的知识储备和对于意识形态的自觉，其攻灭花剌子模、夏、金、宋各国也有走一步看一步的随机性，由此看来，作者努力跳出了以统一为终点的“后见之明”、反思以现代为终点的辉格解释。有理由相信，碍于种种复杂暧昧的原因，作者的思考和结论只能回到统一/混一的华夏帝国连续性的角度。过去和现在引申而言，究竟要将本书所谈论的历史，以大蒙古国本位的方式，视作游牧帝国征服扩张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还是按照元朝本位，将其嵌套进华夏王朝更迭的历史系谱学，显然不只有元一代的知识精英乃至到明清两朝的历史编纂者议论纷纷的焦点，也有和过去有错综复杂继承关系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试图建构完整、连续的历史叙事时面临的进退维谷。在本书最后一段，作者引用姚大力先生的分类，“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汉唐式的，另一种是边疆帝国的模式”，并认为“正是后者完成了中国的大统一”。微妙的是，倘若用蒙元时代的领域或者说帝国势力范围为统一的标准，就会得出一个疆域很大所以实现大一统的奇妙说法；而如果以当下的实控领土为标准，那么蒙元似乎超额完成任务——这个历经劫难终于完成“大一统”只能是以当下为模板的。就此我们需要谨记姚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与国家观念》一文中的提示，历史族群和现代民族主义下的政治—国家民族并不是同一物体。民众历史性地紧密联系，不构成现在紧密联系的充要条件，尤其是对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民族重构历史付之阙如的话。《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2025）剧照。在前现代帝国和当下民族国家的历史之间寻找某种关联性毋庸置疑是十分重要的人文关怀。然而叙事上的龃龉，既反映了二者在统治模式、合法性意识形态资源，以及决定其结构形态的真理话语上的不兼容，更表明了颇为时兴的民族历史本质论，对于差异性治理的帝国传统的漠视或排挤。这里不是为每寸肌肤都残留着屠戮手无寸铁之人的鲜血的历史上的帝国树立招魂幡，而是说明，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加持下的统一天下大历史观背后，潜藏着不亚于征服屠杀的暴力和零和博弈。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发展出整套社会控制网络的现代国家及其历史书写装置，总是将游牧者本身具有的机动性、流动性、组织和行动能力，定义为反政权、反社会、反国家乃至反文明，因此他们成了必须被镇压和改造的妖魔鬼怪。在“近代化政策”的名义下对游牧民实施的带有排挤和污蔑色彩的“定居化”，恐怕与蒙古帝国主导下的和平背道而驰。大蒙古国所开启的世界史时代以及创造这个时代的游牧者、定居者等等人群留下的历史意义，终究不完全取决于它是现代的某个族群的伟大祖先，或者是某个历史辉格解释的关键环节。作者所说各从其俗和不抹杀“独特性”，提示我们，大一统之“一”恰恰是建立在“异”之上的，如果没有统治的差异化，武力镇压的控制损耗必然会拖垮任何一个前现代国家的财政能力。更进一步说，除非用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来重建合法性基础，在动员能力和认同之间达成平衡，对差异性的体验包容建筑在政治伦理的基底，“帝国”才真的有可能转变成一个开放多元自由的、具有生成性和创造性的政治空间，且其存续兴亡也不再系于某个统治者一人。蒙古帝国假若确实留下了一个类似于“世纪末的维也纳”那种多元开放的历史想象，也必须经过这种重构才得以变得美好。我们期待着这种重构能够完成的一天。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原文作者：邱雨；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点击“阅读原文”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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