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镜象娱乐，作者 丨栗子酒今晚，第38届金鸡奖颁奖典礼在微博刷爆了多个热搜。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中的刘春和一角获封金鸡影帝，打破刘烨保持了20多年的26岁最年轻影帝纪录；宋佳则凭借《好东西》中的王铁梅一角，获封影后，这也是宋佳第二次摘得金鸡影后的桂冠。重要奖项逐一揭晓，热议话题此起彼伏。从整体的获奖情况看，此前拿到最多提名的《好东西》，无疑是今晚的最大赢家，除了女主宋佳斩获影后之外，饰演小叶的钟楚曦也拿下最佳女配角，电影《好东西》则捧走了最佳故事片的奖杯……女性电影再一次在主流奖项中迎来高光时刻。获奖后的钟楚曦激动落泪，说道：“我们要相信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这种强大不是坚不可摧的，是经历风雨后依旧迎接明天的自己，也许颤颤巍巍也许昂首挺胸。”想象多次的场景成为现实，她也可以勇敢地说出：“我现在就是昂首挺胸的，无论是不是站在台上，我依旧会为自己打气会托举自己。”走上领奖台的宋佳兴奋地晃着手中的证书，说着感言：“我们是一台戏，不是一人戏”，钟楚曦在台下鼓掌，被cue到的导演邵艺辉举手欢呼，三项大奖收入囊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起上桌，女性力量再一次具象化。从“红毯比美”到“女性力量”这并不是主流奖项第一次让观众感受到女性力量的强大。2019年，咏梅凭借《地久天长》中的王丽云一角，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随后在2020年，咏梅出席第33届金鸡奖开幕论坛，作为论坛上唯一一名女性代表，她回想起看到自己的照片被P得很精致时的感受，“我看着自己被修得闪闪发光的脸，我就跟他们商量，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如果非要修的话，能不能别把我的皱纹都给我修平了？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这段话收获了当场的掌声，也在网络上也引发大范围传播。在“红毯比美”总能占据话题中心的传播语境下，咏梅的这番话显得尤为特别。背后的变化在于，大众开始从更多方面欣赏女性，这是女性力量渗透的直观体现，而集结大半娱乐圈的影视行业主流奖项，则成为体现女性力量的重要舞台。于是，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表现出来。今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期间，最出圈的一张图片不是某位明星的红毯造型，而是最佳女主角揭晓之后，同时获得提名的闫妮，将手中的花递给获奖者宋佳，两人极具感染力的笑容让人印象深刻。走上领奖台的宋佳也没有套路化的感谢，她说：“我知道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是什么，我们选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年轻漂亮，不是因为我们把事业、家庭平衡得很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穿了新一季漂亮的衣服，而是因为我们有创作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成就一个角色。”让人惊喜的不只是这些女性在自己的领域里闪闪发光，更是她们在表达中愈发敢于肯定自己的能力，正视自己的野心。一如今年9月，辛芷蕾凭借《日掛中天》中的曾美云一角，拿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成为国内首位八五后“欧洲三大电影节”影后，当时，网上疯狂流传着她出道以来的各种“女王发言”，尽管后来受到争议，但围绕辛芷蕾的“野心家”叙事，依然不乏拥趸者。又或是在去年斩获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的何赛飞，也有不少真性情的名场面，尤其是在近日热播的《一路繁花2》中，她关于偶像谈恋爱、生育理念的言论，都引起不少热议。这背后的共同指向在于，市场对女性的喜欢有了更多支点，呈现出从“漂亮脸蛋”到“力量崇拜”的整体转向。当女性重写女性如果要讨论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要关注到一个现象，当下的影视创作正在向市场提供更多面的女性样本。女性角色正逐渐跳出年轻漂亮/中年困顿的刻板规律，在更细腻的观察和体验中，勾勒出鲜活多面的文本形象。在这里必须要申明的是，这一讨论无关乎男女创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孰优孰劣，只是两种视角下呈现出的天然差异，有一个例子或许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一些。杨洁导演在创作《西游记》时，围绕剧中插曲《女儿情》的填词，曾与该剧的总作词阎肃老师有过分歧。从内容来看，女儿国是《西游记》中最突出女性视角的篇章，《女儿情》体现的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的情愫，阎肃写：“我柔情万种，他去志更坚。”尽管遣词无从挑剔，但能感受到的是观察视角，写的是一个女子对心爱男子即将离去的痴怨。杨洁后来改道：“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以一种诉说的方式，体现女王的心境。如今，影视创作塑造出更多面的女性样本，与此异曲同工，女性视角的加入，在填补行业空白的同时，也给了女性表演者更多的表达空间，这是女性力量得以释放的因素之一。从这几年在各大主流奖项频繁摘奖的影视作品看，既有《小巷人家》中，像黄玲这样被婆家压榨、被丈夫漠视的普通女人，也有《山花烂漫时》中，堪称民族脊梁的王桂梅老师，又或是《我的阿勒泰》里独特的女性表达，张凤侠的很多言论都让人眼前一亮……电影亦然，像《出走的决心》这样的作品能够走上银幕，本就是一种胜利，咏梅饰演的李红呈现出女性长久地为家庭牺牲与追求自我的矛盾，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好东西》中三个主要的女性形象，都处理的相当细腻：小叶柔弱，但又不是标准的乖乖女；铁梅强大，但影片并没有就此宣扬“大女人”的标杆，而是去探讨，成为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是不是另一种陷阱；小孩儿作为成长中的一代，是《好东西》埋下的一个引子，女性究竟该成长成怎样的女性，怎样去建立一个“新游戏”，是影片借小孩儿叩问的事。这些非标准化的女性形象大面积出现，有一个共同点在于，无论身处何种处境，她们都开始尝试向内求自我，而非向外求认同，这是女性叙事影响下的必然走向，而当更多执着于自我探求的角色进入市场、引发共鸣、获得主流奖项的认可，女性力量的传递便进一步扩大化了。走向话语权中心去沿着这一走势，更深层的问题指向了：为什么女性样本增多了？这当然有市场需求的原因，影视行业塑造的大多数形象，都能够投射现实生活，社会语境的变化也确实会影响创作走向，但更直接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正在走向影视行业的创作话语权中心。如果细数国内主流奖项的获奖者，无论是电影行业的金鸡百花奖，华表奖、金马奖、金像奖，还是剧集行业的白玉兰奖、飞天奖等，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在不分性别的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这类重要奖项中，女性获奖者的占比远低于男性。比如在历届华表奖中，至今只有三位女导演获奖，分别是第七届的陈力，第八届的麦丽丝，和第十八届的薛晓路，其中，薛晓路获奖作品为导演拼盘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并且从整体的获奖情况看，在2010年之前，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女性创作者获奖都是极少数。2010年之后，女性获奖者才逐渐增多，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影视行业从业者的性别分布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影视行业出现这样的性别结构，掺杂了复杂的社会原因，也造成了女性创作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以至于在早些年间，即使是获奖的女性创作者，她们的作品也相对更贴合男性视角和男性审美。比如擅长细腻情感叙事的张婉婷，在1985年拿下金像奖最佳导演时，获奖作品《非法移民》聚焦男性奋斗，是以男性视角为主的显示题材作品。岸西斩获金像奖最佳编剧的《男人四十》，则聚焦男性中年危机下的情感痛点……相比之下，《嘉年华》《你好，李焕英》《好东西》等以女性视角为主作品获奖，都是近几年的事。这样的变化伴随着更多创作者走向影视创作的话语权中心，她们的作品走向市场、撬动市场，并影响着行业的叙事走向。站在规则中心的她们，甚至开始重新创造规则，一如在影片《好东西》中，小孩儿初次尝试架子鼓时问了这样一句话：“女鼓手应该怎样打鼓？”小叶回答说：“你怎么打鼓，女鼓手就怎么打鼓。”更多的女性样本引发探讨只是开始，当文本层面的女性样本，愈发深刻地影响着现实层面的女性成长，女性力量碰撞的火花将在更多领域点燃火种。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