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一个老人徒步团公然占道，逼迫救护车让行的画面引起了公愤。舆论场再次热议：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我这两天看到的言论，大致是倾向于“坏人变老”。这可能是因为“坏人变老”的判断至少打击面要小一些，尽可能避免误伤无辜。也避免把社会争议带回家里——家里还有老人坐着呢。当然，无论是什么样的判断倾向，判断的前提——“坏”——都对那一群具体的老人们相当消极。这是一种行为难以避免的社会评价。人多也避免不了。尽管他们自己难以接受，也不见得完全公正。CDT 档案卡标题：“暴走”劣迹可能恶化老年群体的生存处境作者：马少华发表日期：2025.7.21来源：微信公众号“少华读书”主题归类：尊严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但人闯入公共舆论之中，就难以避免这样的消极评价。而为什么会触动公共舆论，他们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了。因为“据公园的管理人员介绍，这个暴走团成立已经是十来年了，并不是第一次与他人发生矛盾。”（参见：有些老年人是真坏，组个团就和黑帮似的）所以，人应该避免自己以极端行为或冲突性行为进入公共舆论，不只是老年人。老年人则更应该珍惜自己辛苦一生等到的安然岁月。你好好走在大街上，人畜无害，怎么可能闯进公共舆论呢。其实，关于“老人变坏了”与“坏人变老了”的争议，最早在十余年前的2013年就曾经在媒体公开讨论。那一年，凤凰网有一篇文章《中国老人，为老不尊？》，其结语就是：“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由此确定了这样一个持久的论题。——具体事由我忘了。凤凰网那篇文章确定的判断——“‘坏人’变老了”，是把原因追溯到文革的消极后果——对于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的破坏。早在1980年代，社会学家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通过社会学调查，比较”文革“前、“文革”中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人格，其结论是：“就中国人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次之，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引自《“文革”究竟怎样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特质？》，马健 教师博览 2015-06-23，根据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但其文链接已被删除。）但“文革”过去几十年了，那种消极影响是否真的能延续这么久，是否会在那一代人自然消逝之后也自然消失，也是不好判断的事。如果“坏老人”的持续超过了足够的周期，对那种原因的判断是否还成立呢？2013年那一场关于老人的讨论注定没有什么确定的结论。而现在这个话题以一个社会难以容忍的极端事件触发，重现舆论，却使我更沉重地意识到，老人自己的行为规范问题可能并没有解决。未来，一些不自觉的老人们还可能以自己视为正常的行为触动社会底线，由此恶化老年群体的整体形象，在其他引发代际矛盾的利益因素之外，使老年人的社会处境更为不利。而现在的老人则已经越来越多了。（60岁以上人口占比21.1%，每5个中国人就有1个老人。）所以，这必将是更多的人面临的问题。十多年前，我曾经写文章参与那一轮关于老人的讨论。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以一个中年人的口吻写道：每一代人都会老去。让我们现在就有道德，为的是变老时更有尊严。这个结语意味着：即使“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难以得出确定结论，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传递性的、循环性的问题。而不是固定在某一代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人都会变老，都会需要有尊严的社会评价。如今，我自己就是老人了。因此对老人的尊严问题更加敏感，也更能从老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自己赢得信心，整体上处于“自然弱势”的大多数老年人来说，整体尊严的价值就可能特别重要。对它的破坏和削减，可能会切实造成对老年人生活幸福和生活意志的消极影响。这可能是那些意气风发（趾高气扬）地走上马路的“暴走团”老人们一点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年龄群体的存在感、个体的权利，都不是这种“张扬的方式”能够获得的。简单说就是：老年人要活得像老年人的样子，以低调宽仁淡然处世，尽可能维护而不是破坏“尊老”的社会传统和社会对老人的期待。老年人自己才会活得更安然。过去的每一代老人不都是这样活的吗？因为所有人都会变老这个自然规律，所以任何对老人的歧视和偏见都站不住脚。但是，在公共生活中，要得到尊重毕竟还是有条件的。下面就是我那篇文章的链接：“坏人变老”话题的认识困境与伦理困境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