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Sep. 2025 文／唐冲 远方的朋友，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阿宏，你好。立秋后的一个深夜，我加完班，独自开车回家。那几天我还发着烧，因此很疲倦，一路都强打着精神，结果刚开下高架桥，暴雨便倾盆而下。雨水砸向挡风玻璃，路灯的光像落在纸上的墨水一样，瞬间在雨中晕开了。我什么也看不清，便打开双闪，在雨里小心行驶，可经过一个有水坑的弯道时，还是失神打了滑。万幸，车子只失控了一瞬间，但我不敢再开，只好靠右停下，等待雨停。那是某个小区门口的小巷子，几乎没有车辆经过，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双闪灯滴答滴答地响着，雨势越来越大，小区里亮着零星的灯光，和路灯一起在暴雨中朦胧着，像长毛的月亮，而夜空下的城市，只有我一个人。这本该是独处的好时刻，可我奔波了一天，实在没力气感受。我只觉得很累。等到十二点，雨势仍不见小，我渐渐有些烦躁，手机屏幕却忽然亮起一条推送，是相册里的“那年今日”：“这些瞬间你还记得吗？”弹出的照片里，有一张很特别，是朋友发给我的手机备忘录截图，写着：二十岁的你就要步入老年时代了，哈哈哈，骗你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零岁，像孩子也像大人的零岁，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请你不要轻易放弃，尤其是快乐。成年人的快乐可是需要努力的哦。现在是2019年8月18日凌晨。生日快乐！零岁快乐！长大快乐！翻看完照片后，我盯着这段文字看了好久，连窗外雨停了都没注意到，好像这场雨就是为了让我停在这里看到它。放下手机，世界已经恢复了清晰，眼前没有月亮，也没有宇宙，只有无人的小巷、潮湿的路面和寂静的灯。打开车窗，雨后的清爽空气吹进来，我忽然清醒了一些，内心的烦躁似乎也平静了。我当然还记得。她是我大学时的学姐，因为喜欢看书，我们都在校图书馆做志愿者，走得不远不近。那时我对生活还怀有很多热忱，喜欢离开学校四处游荡，她也是。我们在一家青旅偶遇过，吹着晚风，喝着啤酒，听店里的歌手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我记得她那时的愿望是，去一座比成都更繁华的城市生活。那里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生活方式，而我们都还很年轻。2019年暑假，我存了些钱，往川北旅行，收到这条生日祝福时，正躺在另一家青旅的床位上。那天我们一直聊到凌晨，聊那些年少的勇气和感受、对今后的幻想和期待。但她很快就毕业了，那以后，我们再没联系过。人和人的离散好像总是这样猝不及防。关于她，唯一的消息，是听说她毕业后考进一座小城市的电视台做了记者，那里用不着新闻理想，也没有想象中体面，只需要老实听话，日复一日做好那些重复的琐事，就能把根扎下来。不知道她是否从中获得了成长的快乐。真希望会有。我已经有几年没过生日了。对我而言，从“零岁”出发的这些年里，一直在埋头赶路，努力地生活，努力地寻找生活的意义，失望大概比快乐更多。失望的日子，当然没什么值得庆祝的。我即将二十六岁，还很年轻，还有许多憧憬、许多迷茫、许多棱角，可每个人都在往前走，变化不可避免，离散不可避免，我内心的潮水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趋于平静。我渐渐明白，长大后真正想要的快乐，或许在长大的那个瞬间就永远消失了。可我总是学不会和这些变化相处。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生活里一定有一股触摸不到的风，我们在风里飘荡着，只能身不由己地向前走。这条路上有许多人等着你，但又都像幻影，当热闹渐渐变成冷清，风里仍然只有自己，空空荡荡、无所依附。这也许是个无解的矛盾：人渴望温暖，可人终究是孤独的。于是只好像陀螺一样，什么也不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旋转，有时顺着风跳起舞，有时逆着风咬紧牙，更多时候，沉默着，在风里寻找一日三餐和某一种爱，试图安定自己的心，让它不必像我们一样随风飘荡。每年生日，这种“飘来飘去”的孤独感都格外强烈，即便这是快乐的日子。或许是因为生日像漫长生活的一次暂停，那股风会在这个间隙吹得更加凶猛；也或许只是因为又长了一岁，但什么都没改变，还是在飘荡，还是什么也抓不住。我不知道风是从何时开始的。2022年夏天，我二十二岁。那时我的日子很难过，写了很久的剧本黄了，和女友分手后，跟朋友合伙的工作室也解散，不仅打不起精神，卡里的余额也所剩不多，生活都成问题。为了节约生活成本，我从成都主城搬到了郊区。那是九十年代修建的商住小区，没有绿化，没有车位，没有电梯，只有密集的窗、幽暗的门洞、油污的白墙和粘脚的楼道。房间虽破旧，但租金便宜，因此住满了走投无路或来此歇脚的外地务工者，楼下最多的商铺，是盖饭、快剪、成人用品、网吧和台球厅，几乎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贫穷的夫妻争吵或做爱，以及楼下啤酒瓶滚动的回声。生活在这里没有遮羞布，像极了那首歌里唱的，“每天都有外地人在直线和曲线之间迷路，气喘吁吁眼泪模糊，奔跑，跌倒，奔跑”。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那是段安静的日子，我躲在逼仄的房间里，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白天除了清理蟑螂老鼠，就是打游戏、写作和睡觉，直到傍晚才出门，沿着晚霞的方向，一直走到月亮升起，再骑自行车返回，汗湿的衣服在晚风里慢慢吹干。八月，四川连续地震，成都高温限电，又爆发了疫情，小区被封锁起来，街道办挨家挨户上门测体温，提醒我们不要下楼。我没抢到物资，每天只能吃几块面包，为了尽量少活动，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所以生活作息彻底紊乱了，常常在半夜醒来吃早饭。长久的昏睡让我失去了很多对现实的感知，有时深夜醒来，在窗边吹风，看着陌生的城市，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我几乎认了命，甚至有种渴望，好像这样混混沌沌地度过一生，也未尝不可。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照旧打开窗户透气，却还是很闷，于是想偷偷下楼散步。封控像是给城市按下了静音键，楼道常年不见阳光，漆黑阴冷，没有任何声音，安静得像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小区也很静，巷子里只响着轻轻的风声。我打开手机电筒，刚向外走，忽然听到女人的哭声，抬头一看，楼上的一扇窗亮了。女人的声音不年轻，哭得很克制，却还是被风传了出来。她也许是谁的母亲，谁的妻子，谁的女儿，但此时此刻，她也许只为自己落泪。我认得这种克制。小区靠近音乐学院，我隔壁住了一个学生，封控期间，每天都能听到他唱歌，为了不影响别人，音量控制得很好，穿过墙壁，微弱，动人。在那场巨变中，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那股风，每个人都在失控的生活里不知所措，只好沉默地哭泣，沉默地歌唱。我沿着小区的围栏走了一圈，不时有风吹来，铁皮哗哗作响，夜空中明月高悬，我似乎从那种混沌里清醒了过来。生活终究还要继续，可我不知道该往何处走。小区依旧很静。我拍了张月亮的照片，坐在地上，听着风声，迎接我的二十三岁。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个相似的夜晚。二十岁那年，我在成都一所野鸡大学里念书。那时我精力旺盛，尽管常常失眠，但总把时间安排得很满，但这些时间都没花在学习上。那几年家里境况不好，高中毕业前，爸爸因车祸赋闲，妈妈一家仍在还债，我和他们的关系那时也很疏离，更像是亲戚，所以想自己解决念书的费用，课余时间几乎都在工作。学生时期在外工作，哪怕辛苦，也是充满乐趣的事，因为你知道毕业后会有新的开始，所以不会困在当下，反而充满渴望，想体验更多。我起初兼职，也做过小生意，后来做人力中介，一边赚钱，一边体验各种工作，我有许多真诚的、心怀梦想的朋友，都是在那期间认识的。但这条路离“靠创作为生”的理想还很遥远。2019年，学院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一部定制微电影写剧本。我虽然不会写剧本，但机会摆在眼前，还是答应了，也因此认识了一个初创的影视团队。团队起初只有三人，导演、摄像和后期，都是八零后，为了自己的电影梦，从电视台和大厂离职，一步步从婚庆做到广告，又从广告做到微电影。他们身上还保有创作者的天真和纯粹，我们在很多方面一拍即合，我一边学一边写，熬了半个月，终于完成剧本，好在最后结果不错。那以后，我们便成了朋友，常常混在一起。2020年，他们因为那部微电影成功转型，发展不错，邀请我毕业后加入，但我那时已经可以靠写作谋生，还有很多事想做、很多话想说，所以不愿在某一个行当里困住自己。他们很理解我，因为这种选择和他们当初一样。而对我来讲，那是这些年里最快乐的日子。我一无所有，但生活牢牢把握在手中，有无限的自由，眼中的世界清晰而广大，不但不害怕任何事情的发生，甚至隐隐渴望那股风朝我吹来。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和他们在一起拍摄，直到深夜才收工，但丝毫不觉得困倦，甚至还不想回学校。走出地铁口，我在路边坐着，抽了几根烟，听了一会儿歌，看来往的路人，和街对面小区里忽明忽暗的窗，心中有种说不清的孤独，可这种孤独并不落寞，反而让我清醒。成都是很特别的城市，繁华，市井，包容，有态度，又平易近人，可这里没有什么真正属于外地人。或许每个城市都这样，这是城市间的传染病。好在，我也不属于它，我还没有成为被它消化的胃液。我没有牵绊，随时可以提起行李箱去下个地方，开始下一段生活，即便前路茫然。地铁口不停吐出一个个过客。这些成年人，真正属于这里的人，一定都比我拥有得更多，有份稳定的工作，可依靠的家庭，有爱的人，有梦想的事业，还有真正的生活，那种没必要思考“生活到底是什么”的生活。他们会在傍晚逛菜市场，回家用心下厨，晚饭后说不定会去跑跑步，看看夕阳，尽情流完汗水，才舒畅地回到那个可以称为“家”的房子里，迎接安宁的夜晚。可轨道里的人，又有谁能保证永远不脱轨呢？或许我比他们更幸运？我还很年轻，只要我不去在乎，也不去拥有，就什么都不怕，我会永远自由下去，幸运的话，还能永远存有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那天夜里，音乐随机播放到我很喜欢的日本乐队的一首歌，歌名翻译成中文叫《阿宏》。歌词唱的是，一个失去理想的麻木的成年人，给少年时意气风发却早早离世的朋友所写的信。但我更愿意理解成，那个死去的朋友，其实是歌者自己，或者是每一个没被污染的、心怀理想的、真诚纯粹的人。他们始终会死去，也始终会被记得。因为这份“记得”，我想我也许可以坚持下去，替他们看看未来的风景。那天我二十一岁，敢于跳进任何一条河流，风吹来时，我只想张开怀抱，我深信着，没有什么值得在乎，拥抱无常，就能收获自由。而这种勇气，是我少年时根本不敢想象的。2014年夏天，我十四岁，刚离开广东的工厂，回到四川，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去广东打工是我第二次辍学，因为读不进书，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离开学校，则是因为打架。老家学校很乱，而那时我心底有种愤怒的躁动，或许是因为家庭破裂让我想引起爸妈注意，也或许只是单纯的自暴自弃，总之很快融入了进去。一次聚众斗殴中，我失手伤了人，被学校开除，此后便彻底放弃了自己。后来那几年，我的心思游离在学校和同龄人之外，身边的人总是那些：老家的农民、在异乡漂泊的农民工、被家庭和社会遗忘的少年、卖命工作但不可能跨越阶级的父辈、因为环境只能默默忍受甚至接受命运的女人们——这些人，每一个，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走在同一条路上，面对同一个终点，甚至长着同一张脸。而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厌恶他们，厌恶我的家庭和故乡，就像我更厌恶自己。很长的时间里，我放任自流，沉迷游戏和赌博，躲在网吧里浑浑噩噩地逃避现实，在街上提着甩棍装腔作势地跟人对峙，在工厂和工地清空大脑机械地劳动，我知道这是一条不太好的路，但实在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我只能盼望长大。长大就好了，我想，也许变成一个成年人，就能处理好这一切。从广东回来后，心底这些躁动已经平静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迷茫和胆怯。彼时我眼前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读技校，二是学门手艺。但我都不想选。在广东厂区的日子，我已经见识到他们……或者说我的命运。而爸妈那时已经被我伤透心，又都忙于各自的新家庭，所以没人能教我该怎么办。最后，我联系了辍学前的班主任，用打工赚的钱买了些礼品，独自上门拜访，又由他介绍，给校长送了礼，得以回到学校。语文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得知我回学校后，也专门鼓励我尝试写作。那些礼品其实很便宜。现在想想，在那样一个学风惨淡的环境中，他们大概也很无奈。也真是庆幸能遇到他们，愿意尽力保护一个坏孩子的自尊心。不久后，我的十五岁生日来了。从前的同桌得知我回来，联系另外几个同学给我过生日，按那时的说法，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好学生。我们坐大巴去了县城，爬山，游嘉陵江，逛新华书店，在某些瞬间，我恍惚地感到，抛开那些不安，我和他们还是一样的，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那天傍晚，我们在车站道别，他们才掏出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不是香烟、蝴蝶刀和花哨的项链，而是几本书、笔记本、台灯和钢笔。那是我第一次收到除了爸妈以外的生日礼物。我有些感动，又羞于表达，只好说，谢了谢了，车快开了，快走吧，快走吧。他们似乎看了出来，朝我笑笑，挥挥手离开。那天夜里，我不想回家，又无处可去，最后还是去了网吧，但却第一次没心思玩游戏。我怀抱着那些礼物，看了两部很慢的电影，第二部没看完，就趴在键盘前睡了过去。醒来已经五点多，天空是浓郁的深蓝色，刚下过小雨，路面潮湿，小县城的街道显得格外陈旧。离开网吧，一头扎进清晨的冷空气里，瞬间精神了些，我慢慢朝车站的方向走，才发现路上已经有许多行人。补习的学生、拉开卷帘门的店铺老板、背着背篼卖菜的老人、晨跑的中年人、买早餐的出租司机……我看着他们，忽然感到一种茫然。我和他们好像依然不一样，他们有事可做，有家可回，有一种踏实的生活，而这些我都没有，我不知道我属于哪里。这种空荡荡的感觉，让那些迷茫和胆怯，再次涌了出来。我忽然意识到，这种空或许会长久地存在下去，也许一年，也许十年，也许永远。可我该如何面对呢？我想不出答案，只觉得不安。天色渐渐亮起来，新的一天就要开始，新的一岁也要开始了。我低着头，慢慢地走，慢慢地走。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那股风，在十五岁的第一天。但我知道，风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它一直都在，只是从前并未吹向我。2008年夏天，我在北京过了九岁生日。记忆里，那年的一切都朝气蓬勃、如梦似幻，美好到像是某种衰亡的前兆。那年我跟随校排球队参加比赛，拿到了大连市的亚军，学会了游泳，学会了下象棋，学会了唱张震岳的《再见》，移民到爱尔兰的好朋友也在夏天短暂回国，专门送给我几封写着想念的信和她最爱的外国牛肉。唯一的动荡，是四川老家的大地震。有一天，老师把籍贯在震区的孩子都叫到办公室，询问老家受灾情况。我去时，办公室里已经挤满了学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学校里原来有这么多外地人。我在大连长大，早把这里当成故乡，反而不太了解四川老家，所以对老师的担忧一脸茫然。而其他同学也和我一样茫然。我们大概都不知道，自己身上贴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标签。在那种茫然里，我隐约感受到了我们共同的紧张，仿佛我们是某种异类，从未真正被这里接纳，即便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是“本地人”。但这种紧张很快就因为即将到来的北京之行消失了。在那之前，我们从没有过全家旅行，因此我对北京充满了期待。我并不知道，那是我爸妈分开的前夕，他们因为相爱而在一起，又因为感情的疲倦而分开，这趟旅行像是好聚好散的仪式。在北京，我们先住在亲戚工作的工地上。挤着几十个人的工棚、整夜的鼾声、随处可见的泥沙与砖块、全国各地的乡音、脏乱的床位，这些是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也是北京的另一面，后来爸爸告诉我，那是属于我们的地方。正值奥运，北京繁华得让人眼花，我们去了故宫，去了天安门广场，站在鸟巢前拍游客照。妈妈让我用英语邀请外国人合影，但我不敢，亲戚家的哥哥便自告奋勇，邀请一位白人小哥合了影。我想给爸爸拍照，他却一直摆手，说这里太亮了。那天他穿着最贵的衣服，一件洗旧的皮夹克，但放在那样的北京，的确显得黯淡，黯淡到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但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害羞，便笑嘻嘻地拉着妈妈过去，将他们的手牵在一起，拍了一张僵硬的合照。生日过后，我们准备离开，从工棚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旅馆。离开前夜，爸爸问我，以后回四川读书好不好？我摇头说，不好。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好？我说，我家在大连，朋友也在大连。他们便沉默了。夜里，半梦半醒间，我听见他们的谈话，关于如何安排我的未来。谈话最后变成了压低声音的争吵。当初就不该带他过来。不带过来当留守儿童吗？我们为什么要跑这么远。不跑这么远能怎么办，在老家种地吗……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仍回味着北京的种种，我想，等暑假过后，一定要给同学们讲讲北京的见闻，他们都没来过。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离开北京后，我再也没去过北方。记忆里最早一次过生日，是刚刚离开老家、北上大连的时候。那年我五岁，或者四岁，许多记忆都模糊了。那时我舅舅一家也在大连打工，便拜托外公带着我和表哥一起。我还记得那趟旅程，蓬安县到成都，成都到沈阳，沈阳到大连，全程绿皮火车。出发时，外公只买到两张坐票，我和表哥就轮流蜷在座椅底下，拼着过年时他们带回来的轮船和飞机模型，那时这种玩具很珍贵，我们舍不得拼完，所以能一直留到夏天。躲在座椅下时，整个世界都被隔绝，我们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像在做一件极庄重的事。驶过一座大桥时，外公掀起那块布，喊我们出来看稀奇。我们便钻出来，世界恢复嘈杂，车窗外天空辽阔。有人打开窗，望着外面的风景赞叹，我们也好奇地把脸贴到玻璃上，然后发现，眼前就是奔腾的嘉陵江和江岸上的南充，这里不仅房子大得多，连江水都汹涌得多。外公给我们讲，离开这里，就到外面了。那是我和表哥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是哪里人，知道了大人口中“外面”的样子。我和“外面”见的第一面，实在不太体面。三天两夜的火车，因为揣着对远方的期待，就丝毫不难熬了。火车上总是装着许多人的梦。即将抵达大连时，车厢就被各种口音的大人和花花绿绿的编织袋堵起来，空气闷热躁动，涌动着外地人的紧张和兴奋。我忽然想去尿尿，但挤不过去，只好憋着。还没下车，我就远远看见了站台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我的爸妈和舅舅也挤在人群里，向车厢张望，像草地上的一株野草，摇摆着，毫不起眼。下了车，他们也很快发现我们。妈妈和舅舅接过外公带来的行李，爸爸毕竟在工地上讨生活，力气很大，一把将我举过头顶，我感到自己被扔向空中，惊慌之下，没憋住尿。爸爸摸了摸手中的潮湿，有些错愕。大人们大笑起来。表哥看着我湿掉的裤子，也笑着。因为爸妈在身边，我很快就适应了大连的生活。生日那天，妈妈准备请客吃饭，那时爸爸手艺不精，只能做散工，所以工作地点并不固定，恰好那天在家附近，买完菜后，妈妈便牵着我一起去接他下班。回家途中，经过一座天桥，已经是傍晚了，但天桥上依旧站着许多等活的人，穿着灰扑扑的衣服，举着灰扑扑的牌子。后来我才知道，爸爸的活也是在这儿等到的。对用人的老板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外地人。他们和这座明亮的海滨城市格格不入。我好奇地看着他们，爸爸抱起我，问我在看什么。我不知怎么形容，只好摇摇头。我在看什么呢？我想，也许直到二十年后，独在异乡时，我才看清了那是什么。是嘉陵江，是笼罩在山间的大雾，是蜿蜒的路，是一代一代背起行囊的人。风从这里吹起，沿着江岸，往更大的世界去。如此周而复始。而我们只能接受，只能继续活在风里。这是一种不幸，又似乎是一种幸运。至少，它教会我，生活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唯一值得的事，就是在风中飘荡时，把握好拥有的一切，因为它们总有一天会离去。阿宏，这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写在我二十六岁生日之前。看到那张生日祝福的夜里，我在脑海里一点一点地回忆起这些，很想找人聊聊，却好像只能讲给你听。我们都知道那种空，都知道飘荡的感受。二十五岁这年，我加入了曾经那个影视团队，我们都还在坚持，仍像从前那样一拍即合，想把这股风用更多方式讲给更多人听。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甚至不知道是否还应该讲下去，毕竟我回答不了它带来的那些问题。但我知道这股风不会消失。也许有一天我会跟它和解，但现在的我还是迷茫，还是不安，也还是爱着这个世界。或者说，正因为还爱着这个世界，所以我才会迷茫不安。我知道你也一样。好好生活。希望我们都能在风里找到自己的故乡。责任编辑：梅不谈 onewenzhang@wufazhuce.com唐冲专栏自《小镇病人》到《岁岁》，历时近两年至此完结。期待后续的新内容与大家相遇。作者唐冲 微博@花田与羚羊百无一用是书生。 相关推荐阅读小镇病人文 / 唐冲阅读日日夜夜文 / 唐冲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