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关于中原官话的思考，为什么重新审视“方言”是关于抵抗等级、反对歧视、语言正义，而不是为了正统主义。和很多来自中原官话区的人一样，我们从小内化了一种河南话（我不是河南人，但是这里用河南话代替中原官话因为更加口语化）是“乡土的”、“没文化的”、“不高雅的”等语言等级想象。有时候，这种等级不只是是想象，它表现为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歧视。我一直记得，10岁左右我们全家第一次去北京旅游。在北京的地铁上，我妈妈用河南话问一个女士：去北京图书大厦是那一站？那位女士因为我妈的口音放声大笑。这当然是个个例，大多数人不会这么直接。但这个事情让我记了几十年，是我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我自己也内化了这种污名化。我高中语文老师不会说普通话，他会用河南话给我们念《再别康桥》。上大学的时候，我把这个轶事变成了一个段子，模仿他用河南话念《再别康桥》给同学听，大家都会哈哈大笑。再后来，我到欧洲以后和一个法国朋友讲这个事情，她是中文很好的法国人，但她听这个河南话版的诗歌根本不觉得好笑，也不觉得哪里奇怪。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给河南话读诗附加的喜剧感（“乡土”的语言和“高雅”的艺术之间的反差）是一种社会建构。 这种社会建构并没有很久的历史，它的直接来源应该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非均衡、空间等级化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 进而加剧区域格差。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以FDI、出口导向制造业实现高速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这些产业输出低价劳动力。这种非均衡的融入方式造成了我们对“落后“与”发达”、”城市“与”乡土“空间的一系列想象，从经济到文化。普通话霸权虽然各地都存在，但是方言和方言的文化想象是不一样的。吴语虽然在某些地方濒危（这些地方正是出口导向制造业的重镇，需要大量的外来劳工），但是吴语本身没有被贴上负面标签。中原官话区则不同，在经济结构中扮演的主要是输出劳动力的角色。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方言。我意识到虽然我可以说中原官话，但其实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用中原官话的语调去说普通话罢了。很多不属于“书面语”的生活语汇我可以听得懂，但是自己不会去用。在我们那里老一辈人口中，月亮是“月明地儿”，太阳是“天天地儿”，早晨是“清起来”，晚上是“黑家”，昨天是“yan（夜？）门儿”。这样的语汇背后是一套“非标准”的、感知性的知识系统，它们的消失不光是前面说的经济进程，也是面对现代性的同质化、标准化进程中，地方性知识系统(vernacular epistemology），一种与自然世界、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的语义世界的消失。现代社会要求需要有统一的“标准语”，教育的语言，考试的语言，也是学术的语言。但是被叫做“土话”的话，用不同方式感知世界、表达情绪的语汇真的失去了相关性吗？自媒体的兴起好像带来了某种方言复兴，去中心化的创作和“草根”内容生产中，方言的可见性好像比在传统媒体中要高。四川话的文艺创作更是大受欢迎，在流行文化中极有存在感（为什么如此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最近很喜欢看B站一个频道是用河南话讲河南话知识，我在里面学到不少小知识，比如一些不知道怎么写的常用词该怎么写，或是某种“土话”表达能在古典文学中找到很多示例等等，就还挺有意思的。但，我发现和中原文化相关的内容很容易陷入“正统主义”的窠臼，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这种叙事就是说：中原官话是中华文化正统，从来都是“雅言”、“官话”、“读书音”之类。这种方言复兴主义我是很反感的。它把重新发掘河南话这件事情从反对语言的（基于经济格差的）高低贵贱转移到构建一种另外的，基于“文化正统”的高低贵贱。有时候它声称反对某种南方语音中心的ethnonationalism（声称北方语音是“胡化的汉语”），但同时又复制其逻辑。夸张点说，两种对纯粹主义的声张都带着法西斯主义对“文化复兴”的解读，追求所谓的“正统”“纯粹”和“统一”。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新审视中原官话的出发点或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抵制污名化，反对语言作为社会歧视的工具，还原语言的多样性。任何一种语言、方言都是可以写诗的，不是因为它得到了过去某个时期的达官贵人的认可，而是因为它是我们生活、感知世界、表达爱恨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文化不是一种“遗产”，不是过去留存下来固定的东西，而是我们如何生活。有人在讲，有人在用它写诗，它就是活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