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 档案卡标题：你应该知道的 731 历史真相作者：南香红 张苹发表日期：2025.10.9来源：正面连接主题归类：抗日CDS收藏：公民馆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9月18日，电影《731》上映。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东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这里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并大肆抓捕苏联人、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姜武饰演的小贩和其他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特设监狱”。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有观众质疑影片中情节与细节背离真实历史，比如囚犯居住的牢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墙面贴有瓷砖、有干净的水和马桶、饮食是鸡蛋和苹果。在叙事上，也有观众认为姜武饰演的小贩带领众人越狱的情节过于“主角光环”，显得失真。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今年5月，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南香红对细菌战有长达23年的记录，这本书中，她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南香红写道：“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我们访谈了南香红，从电影《731》的争议聊起，核实了电影呈现的一些事实，也从细菌工厂谈到了细菌战。以下内容根据访谈和《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整理而成：“圆木”们**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编号731属于关东军序列内“防疫给水”的部队编号，但731部队实际上是细菌战研究中心之一。在731部队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被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被视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耗材，以根计算。一根“圆木”在731部队制造死亡的工厂流水线上流转，各部按照各自的实验目的进行注射、切割，要被多次使用，做各种各样的活体实验。“圆木”大多是从哈尔滨弄来的。被关在731细菌工厂的7号、8号楼。这里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容纳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汉族中国人、苏联俘虏、蒙古族人、朝鲜族人、被指控间谍或各种罪状的各民族的欧洲人。他们被“特别移送”到死亡工厂，来到这里的人大致分为几类：犯有间谍嫌疑罪的人、中国游击队员、抗日分子。电影《731》中，多次出现受害者食用苹果、鸡蛋的画面。这一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有历史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医生们会为“圆木”治疗身上被宪兵拷问时留下的伤疤，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也比日本本土一般家庭好得多，同时还得防止他们因为食物太好造成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被“精心照料”的背后，是残酷的科学理由——确保“圆木”在接受实验前处于一个标准、健康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取所测试病原体效果的准确数据。“这些临时客人得到的待遇，正如那些神户牛的饲主，为产出鲜嫩的牛肉以不负神户牛的名声，而对牛毫不吝啬地倾注爱护。一个技术人员回忆，1945年春日本军已节节溃败，一般国民只能吃野菜和糠，而圆木的食谱却是：早晚都是白米饭，只有午饭里混些少量杂大豆……副食也充分保证营养，每天都有猪肉，不时地变换花样。”谢尔顿·H·哈里斯写道。每个“圆木”都会被编号。号码从101开始到1500号。一旦满1500号后，接下来再从101号开始。实验材料不断补充进来，“圆木”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循环。由于这种编号制度，调查者很难确定在整个平房作为实验材料被杀害的“圆木”的准确数字。一个权威的估算是至少3000名。“石井疯子”和他领导的731部队电影《731》的第一个时间坐标是1945年2月。电影中，731部队的创立者和指挥官石井四郎说：“用科学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吧。所谓的《日内瓦公约》不过是狂热分子的一纸诗文。如今，除了打一场细菌战，帝国恐将毫无希望。就让它们（鼠疫菌跳蚤）从帝国痛失的焦土上启航。”石井四郎渴望用细菌战拯救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的失败。他提到《日内瓦公约》，是因为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尽管该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它并未禁止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储存。石井四郎利用了法律局限。20世纪初叶，日本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石井四郎，他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1941年获少将军衔的石井四郎电影《731》开头，石井四郎先展示了他的“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当众向滤水器里撒尿，并喝了尿净化出的水。这一荒诞的情节被日本军人的回忆证实。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中，石井四郎被称为“石井疯子”。据说，天皇曾两次观看石井的示范。石井在一个滤水机中撒尿，然后把过滤后的混合物呈给天皇饮用，天皇拒绝了，但是石井很高兴地把由尿变成的水一饮而尽。石井研究的滤水器，是一种能为作战部队即时提供过滤净水的装置，以免前线部队受到霍乱、痢疾侵扰。没人会对部队提供可饮用水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防疫给水部”，成了石井理想的保护伞。石井四郎坚信，细菌战是能为资源匮乏的日本赢得战争胜利的“决胜武器”。他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成立了18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这支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推向战争运用。最终，石井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通称的731部队。平房离哈尔滨南部不到24公里，是个由至少6个村庄组成的大集聚地。1939年，平房设施完成时，基地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匹敌。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物，包括研究室、宿舍、解剖房、实验动物小屋、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关押实验用活人的特殊监狱，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甚至还有游泳池等娱乐设施。为确保绝对保密，平房领空不允许飞过飞机。通过平房的列车规定必须用窗帘将所有乘客的窗户都盖住，并且必须要在平房站的前一站就拉上窗帘。若有乘客出于好奇心，透过窗帘的空隙偷看，立即会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投入监狱。在731细菌工厂里，石井为日本人居住者盖了一座城中之城，包括22栋最新式的宿舍，有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还配备图书馆和酒吧、游泳池、花园、酒馆、饭店、保存鱼和蔬菜的仓库、运动场等。一所混合学校，为职工和军人的子女提供传统的日本式教育。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进入过731细菌工厂的当事人回忆：10月的满洲已经相当寒冷，气温的急剧下降使他冻得发抖。但是在新建的会议室内，暖气适中，脱掉外套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空气中飘着石头和油漆的清香，桌子排成了马蹄形，房间里未加装饰，一只四角形的花台上菊花盛开着。”在平房所建的150多栋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圆木”的7号楼和8号楼。这个牢房在本就精心防卫的基地中被更严密地看守，中国人不准走近这两座楼房，就算是日本人，没有被派遣到7号楼和8号楼执行任务也不允许进入。为了保证监狱秘密不泄露，石井委任他的哥哥为典狱长。731部队分为8个部门。4个部门被冠以数字，另外4个则没有被标上数字——这也是石井为向外部隐瞒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策略。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那些被认为对细菌战有用的病原菌。 这些病原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破伤风，他们也研究结核和有关冻伤。同时，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押“圆木”的监狱。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可能性开发和测试。第三部被称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正规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第四部是部队的制造部，主要管理、运用大量生产病原菌的设备进行操作。这个部同时还负责储存和保养731部队随时制造出来的巨量的细菌。还有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教育培训。部队队员定期从日本本土调防到平房或各研究支队，在这里受训的医学学生大多才十五六岁。731少年队与石井四郎一同来到731细菌工厂的，还有一些少年班的少年。他们来自日本国内，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是731部队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少年们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是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他是家里的长子，本可以继续做农民在家乡种地。但当时战争气氛浓郁，经济不景气，对日本青年来说，“中国满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去那里是冒险、开拓，有可能失败，但很大概率成功。日本政府的宣传册上，也写着“中国满洲是移民的乐土”。出发时，筱冢只有15岁。他领到了自己的制服：上等羊毛面料的土黄色西装和同色的领带，长筒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些东西是农家子弟平时见不到的。1939年5月，他抵达哈尔滨。进入这幢被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群时，筱冢良雄全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崭新、漂亮、宽敞······有抽水马桶和中央集中供暖，水龙头能放出热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细菌战也一跃成了日本的国家战争谋略。筱冢良雄正好赶上了日本细菌战突飞猛进的“大开发”时期。少年队的队员每天早晨6点被起床号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个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出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有痢疾课、伤寒课、霍乱课、毒物课。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而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下午是实习时间，少年们被分派到研究室，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学习处理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之所以处理活菌，是因为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会下降。而处理活菌则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学员会更加精神集中。1941年，筱冢接触到731部队的核心部门——细菌培养课。他做得最多的事，是进行鼠疫毒力实验：“用吸管液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筱冢仍然记得：痢疾菌的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这是极其难把握的工作，一旦过度，就会把细菌吸到嘴里。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自己的少年队队员感染了，也是要进行活体解剖的······”筱冢每每讲到这些，都痛苦得不断摇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说是不能浪费了材料，这和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啊！”细菌战731部队实验开发的最重磅的细菌武器，是鼠疫。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人类可以掌控鼠疫，使之成为细菌武器。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共识是，鼠疫菌从空中投下去会死亡，根本达不到传染疾病的目的。731部队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功做到实战攻击的呢？答案是：感染鼠疫的跳蚤。南香红在书中写道：让跳蚤感染鼠疫，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鼠疫菌与其他细菌一样，如果只从上空投下细菌，由于空气的压力、气温的变化，细菌很可能死亡，从而失去感染性。石井和他的科学家们转换思路，想到鼠疫跳蚤。731部队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再散播这些跳蚤，让这些跳蚤叮咬人。跳蚤体型小、重量轻，从空中散播时，空气阻力会大大减缓它们的下落速度，从而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和高温的伤害。鼠疫跳蚤是日军选出来的最有效果的细菌武器，观察跳蚤的跳跃能力是其中的一个实验炭疽菌是另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平房的专家们反复测试了炭疽菌的散播方式。在5、6年的试验过程中，大约有2000枚炸弹被投到安达实验场的活人身上。受实验者被绑在十字形的柱子上，身体的重要部位被防护起来，以防被炸死。然后，装有炭疽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细菌会喷溅到他们身上。经过2000次以上的活人实验、4000次以上的不同飞行高度飞机投弹或者静止爆炸实验后，证明炸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热量使病原体很难存活。石井发明了外壳是陶瓷的炸弹，陶瓷传热缓慢，细菌不会因为高温而死。细菌武器研制好后，被投放到战场。《731》电影的切入点是 1945 年，但是细菌战远远不止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目前所知的大规模细菌战攻击从1940年开始。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对浙江衢州进行攻击。同月，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一克重量的跳蚤放在掌心不过一撮，它们会有多少只？答案是1700只。每克1700只，10克跳蚤约等于17000只。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被放逐出来，瞬间四散跳开，寻找它们吸血续命的对象，不管是鼠类还是人类。它们身上携带的鼠疫菌，靶向精准地在人间传播、流行。1942年，美军杜立特空袭队轰炸日本本土后，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省境内的衢州机场等地迫降。日军为防止该机场被再次用于轰炸日本，发动了“浙赣作战”，旨在摧毁沿线铁路、机场等，制造无人区，使中国无法再次修复使用。正面的浙赣作战枪炮对决，血肉撕杀，日军占领了衢州、丽水、江山等重要战略要地，对机场、铁路等战略物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正面战场外是秘密的细菌战，用空中撒播与地面直接散播相结合，在破坏后撤离时还往水井、河流、池塘中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痢疾菌。他们甚至将细菌注入特制的饼中，放在居民的餐桌上，诱使饥民捡食。这是导致疫情在平民中迅速爆发的关键手段。一旦一个地区受到污染，鼠疫就会反复流行。浙江衢州从1940年受到鼠疫攻击后，鼠疫年年爆发，一直到1948年才止住。真相的隐藏与揭露1945年8月10日，石井四郎接收到来自参谋部长的命令：“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731部队仓皇撤退。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了其在哈尔滨平房的核心设施，建筑全部由工兵爆破。他还下令处决了剩余的404个“圆木”实验对象。杀害的方式是用送气泵往房间里面输送毒瓦斯，密闭门窗。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大屠杀相比，731部队最后的屠杀更为残酷。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人活了下来，这里则无人生还。同时，大部分书面档案、实验记录被焚毁。石井四郎下令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不能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知道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禁止成员间相互联络。后来的事实证明，石井四郎并没有舍得把所有研究成果全部销毁，而是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带回国内，并成为和美国达成交易的重要筹码。美国的掩盖让细菌战成为秘密。战后，美国在与盟国的共谋同意下，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进行了一场交易：后者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以此换取石井及全体731部队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日本则唯恐使用细菌战这一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施行细菌战的事实。此后，细菌战成为了历史的黑洞。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与细菌战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获得了大量口供，并确认了开展人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的事实，但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加害国日本，一些日本人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开始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南香红梳理了其中非常关键的几个日本人：森正孝，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教科书对侵华历史，特别是细菌战等内容进行了大量掩盖和粉饰。森正孝觉得自己的历史课没办法讲了，利用假期，他多次自费前往中国，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他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教师应有的职责。”松井英介，一名医生。他与森正孝一同深入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森村诚一，日本作家。1981年，森村对日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采访，结合从中国、美国搜集来的731部队相关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写出了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进行的非人道人体实验。该书在日本发行了约300万册，在日本社会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94年，森村诚一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一起组建“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讲述真实历史，在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举行公演，引发社会关注。与此同时，90年代后，以王选女士为代表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王选，1952年生人，如今已经73岁了。她生于上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在日本，她获硕士学位，精通日语、英语和中文。王选的家乡，是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曾在1942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1994年，王选回崇山村探亲。家乡的亲人们告诉她：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家乡的亲人请求王选，找到这两个日本人。1995年8月3日，王选在订阅的一份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两个日本人的报道，他们正是历史教师森正孝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在电话联系时告诉他们：“我自愿加入你们的调查。”由于王选的加入，中日两国的力量开始拧在一起。细菌战这个历史的黑洞，逐渐被大众所知。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增至180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公开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最右为王选。国内媒体大多把关注焦点放在王选或中国原告的身上。王选说，细菌战官司能打得起来，其实背后有一大批日本人，没有他们，官司不会一步步推动下去，细菌战事实不会得到确认。诉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土屋公献。土屋公献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日本海军成员，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战后，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并当选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细菌战诉讼案之初，只有十几位律师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但当土屋公献出任律师团团长后，他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200多名律师，他们尽管政治立场各异，却都为了同一目标而团结一致：免费为180位中国原告提供法律援助。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调查团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认。面对日本法庭的严谨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事实都不能有任何纰漏，这对整个律师团是巨大的考验。土屋公献深知这场诉讼的意义。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他承诺：“要用毕生的精力，陪中国人把官司打到底！”案件进入三审阶段时，土屋公献已身患癌症并接受了手术。为了不“动摇军心”，他要求律师团对中国原告，包括王选保密。诉讼进入二审后的一次开庭，王选发现，法庭上发言的土屋公献扶着桌子的手在颤抖。他用余光注意到王选在看他，手就不抖了，但一会又开始抖。开完庭后连续几个小时的游行、到政府抗议、会见记者，都是土屋公献为首；在中国原告的招待会上，也是他带头唱国际歌。王选后来发现，他的西装都显得空荡荡的。最终，土屋公献陪同细菌战受害者走完了十年的诉讼之路。三审结束三年后，他离开了人世。1997年，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前排右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土屋公献、椎野秀之、西村正历时十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的40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最终在2007年5月9日被驳回。作出此判决的理由是：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以此断定在国家法上被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尽管败诉，但日本司法系统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早在2002年的一审判决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认定了细菌战是根据原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事实，承认中方原告所提出的至少在中国8处发生了1万人以上的死亡，同时指出细菌战“受害是极其悲惨和巨大的，原日本军的军国主义行为是非人道的”。这一认定，将侵略真相固化为法律事实。这段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打捞、还原、保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