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浩渺，一衣带水。西岸，是华夏文明的沃土，五千年血脉赓续；东岸，是大和民族的国度，在吸收与创新中刻画了自己的轨迹。这片海域，曾见证鉴真和尚六次东渡的执着，承载着遣唐使如饥似渴的学习热忱，书写过海上丝路“鲸波万里”的贸易传奇；这片海域之下，也沉淀着近代以来不堪回首的民族伤痛与历史悲情。历史与现实的经纬，在此复杂交织。时至今日，当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刺耳言论再次试图搅动这片海域的平静，将两国关系推向紧张的高地时，我们更需要一种超越短期政治纷扰的深邃目光。阴影蔽日，雾锁前路近代以来，甲午风云、侵华战争等历史创伤曾使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但和平友好始终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期盼。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开启了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然而，历史问题与现实矛盾时常给中日关系投下阴影。近年来，以高市早苗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频频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挑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局面。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其在国会答辩中公然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暗示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台海，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首位在正式场合发表此类言论的首相。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面对日方的错误言论，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密集发声，强调任何势力胆敢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都是痴心妄想、螳臂当车，注定失败。中方已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警告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这场外交风波不仅在中日两国引发强烈震动，也令国际社会对地区和平稳定深感忧虑。穿越迷雾，冷静审视政治的表层或许波涛汹涌，但经济的深层结构往往静水流深，塑造着国家间关系的真正基底。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筋骨相连的巨大利益格局。这股由实物贸易、资本流动、产业链融合与文化往来汇聚而成的“经济深流”，其力量之磅礴，远非几句政治挑唆的“惊涛”所能轻易扭转。经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尽管政治安全领域摩擦不断，但两国在贸易、投资、产业链等领域的相互依存之深，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深度交融既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使得任何一方的单边行动都会对自身造成反噬。我们有必要潜入“深流”之下，冷静审视中日经济依存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图景，探寻在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博弈中，那条维系着两国共同福祉的坚韧纽带。这不仅是经济的理性计算，更是对东亚乃至全球未来走向的深刻思量。风云变幻，潮汐涨落，但海床的形态，决定了潮流的基本方向。实物贸易：规模巨大且互补性强的双边纽带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规模庞大且长期保持增长态势。中日货物贸易的体量，是其经济关系最直观、最坚实的基石。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尽管面临全球性挑战，2023年中日贸易总额已高达3.1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400亿美元）。这一规模意味着，每一天，双方都有超过12亿美元的货物跨越东海流动。尽管政治风波此起彼伏，但双边贸易额在过去十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仍保持在3.7%的稳定水平。市场的逻辑早已超越了政治的周期性波动。根据日本海关统计，2024年，中日双边贸易额也达到了3082.74亿美元的规模，其中双边货物进出口额达到2705.0亿美元，较上年略有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1138.9亿美元，同比增长4.3%；自中国进口1566.1亿美元，同比下降2.5%，日本对华贸易逆差为427.1亿美元，较上年收窄16.9%。中国已连续16年位居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日本也稳居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从数据上看，中国市场对日本出口的拉动作用依然强劲，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保持高位。从贸易结构来看，中日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日出口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品，日本对华出口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是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三大支柱。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子元器件等领域具有全球领先优势。2022年，日本向中国大陆出口的半导体制造设备金额超过8200亿日元，占其该领域总出口的30%以上，且日本对华出口额几乎是美国对华出口额的两倍。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日本厂商来自中国大陆的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普遍高达20%-30%。例如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提供商——东京电子有限公司2022财年在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方面的净销售额占其总净销售额的25.63%；中国市场已成为东京电子的最大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中日半导体产业合作渠道和方式多样，包括搭建产业园、合作示范区、平台对接等等，大批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日本半导体材料相关企业从中国大量进口关键原材料，在中国已建立起庞大的采购商供应链体系。2024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额达469.8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41.3%，同比增长6.4%；化工产品出口114.95亿美元，占比10.1%，同比增长1.8%；运输设备出口114.4亿美元，占比10.1%，同比大增17.4%。日本在汽车零部件、高端制造装备、化工原料等领域也对中国出口具有明显的优势，该领域长期处于顺差状态。与此同时，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家具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2024年，中国对日出口的机电产品额为711.7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45.4%，虽略有下降但仍占据半壁江山；纺织品及原料出口216.3亿美元，占比13.8%；家具玩具等轻工产品出口93.6亿美元，占比6.0%。2025年1-6月，中日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521.97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777.16亿美元，同比增长4.8%；中国自日本进口744.81亿美元，同比增长0.1%。中国对日本贸易顺差为‌32.35亿美元‌。这一数据与2024年同期相比有所改善，2024年1-7月中国对日本贸易差额为-8.97亿美元‌。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在日本市场具有明显优势，部分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甚至超过60%。这种贸易结构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在要素禀赋和产业分工上的差异。中国更多承担最终产品的组装和出口，而日本则提供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日本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备优势，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竞争力，两国通过贸易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本土供应链的完善，中国对日高端中间产品的依赖度正在逐步下降，而日本对华出口的最终消费品比重也在上升。中日贸易结构正朝着更加平衡、多元的方向发展。此外，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中日贸易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中日两国首次建立起双边自贸关系。RCEP的实施为两国货物贸易提供了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安排，双方正在扩大双边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在RCEP框架下，中日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成为可能。服务贸易：新兴领域与合作潜力相较于货物贸易，中日服务贸易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随着两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服务贸易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达7319.72亿美元，其中出口2089.58亿美元，进口5230.15亿美元，分别是2000年的6.87倍和14.52倍。同期，日本服务贸易总额为2053.31亿美元，其中出口1151.06亿美元，进口2033.79亿美元，是2000年的1.66倍和1.05倍。2000-2008年间，中日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22%和10.5%。日本长期作为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曾是中国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以及第三大服务逆差来源国。中日服务贸易合作覆盖多个领域，其中‌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及个人、文化及娱乐服务‌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形式。此外，双方在‌养老服务、护理‌等银发经济领域，以及‌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发展前沿的务实合作正在不断深化‌。虽然中国服务贸易规模远大于日本，但日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金融、保险、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业方面。而中国在旅游、建筑等服务领域具有竞争力。这种差异为两国服务贸易的互补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两国政府已深刻认识到彼此服务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始终在努力通过对话机制解决存在的问题、挖掘合作潜力。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日本在金融、研发设计、节能环保等领域的高端服务需求将不断增长，而日本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服务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可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高品质服务需求。产业投资：双向流动与利益交融自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也逐步走向日本市场，对日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中日两国已从最初的单向投资关系，发展为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投资格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日本企业率先响应，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者之一。在1979至1983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协议额达9.5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12.8%，仅次于香港地区，居第二位。此后，日本对华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3年底，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5.6万家，实际使用金额达1314.8亿美元，雇佣中国员工超过100万人，是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日本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尤其是汽车、电子、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日本企业通过在华设厂，不仅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也带动了日本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对华出口，形成了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些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更关键的是，其本土化战略日益深化。从丰田、本田在华设立顶级研发中心，到资生堂、无印良品将亚太乃至全球核心事业部放在上海，都昭示着一种共识：中国市场已非简单的销售终点，而是全球创新与增长的战略支点。这种“在中国、为世界”的深度布局，意味着“撤离中国”对大多数日企而言，已是一个无法承受的伪命题。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开始起步并迅速发展。最初，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多以并购日本中小企业或设立研发中心为主，旨在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和全球销售网络。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提升，对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涵盖制造业、金融、零售、地产等多个行业。2016年，美的集团以约537亿日元收购东芝家电业务80.1%的股权，获得了东芝品牌40年全球授权及超过5000项专利技术‌。这一收购使美的集团迅速获得了日本市场的渠道和技术优势，同时也帮助东芝家电业务实现了扭亏为盈。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是中国资本控股东京火葬场业务。据报道，中国商人罗怡文通过收购日本企业广济堂，进而控制东京博善株式会社，进军日本殡葬行业‌。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23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流量为252.88亿美元，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流量为130.98亿美元，中国对日投资首次反超日本对华投资，差值约为121.9亿美元。这一历史性转折标志着中日投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过去的日本单向对华投资，转变为中日双向投资并重的新格局。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中日两国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也体现了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度调整。中国企业凭借资本优势和技术积累，在日本市场逐步实现本土化运营，推动互利共赢向更高层次发展。未来，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实施，中日双向投资将更具韧性与潜力。中日双向投资的深化，为两国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对华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全球营销网络，促进了中国产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提升。同时，中国对日投资也为中国企业开拓日本市场、获取创新资源提供了重要渠道。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完善的产业链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企业通过在华投资设厂，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全球竞争力，也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近年来，日本对华投资虽然受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内需市场变化等因素影响增速放缓，但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仍至关重要。许多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不愿轻易撤离。即使在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日本经团联（Keidanren）等经济团体也明确表示，过度对华贸易限制将导致日本企业损失规模达“万亿日元级”，呼吁政府慎重对待。中日投资合作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任何一方的单边行动都会对自身造成伤害。未来，中日投资合作仍有巨大潜力可挖。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进“双循环”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另一方面，日本也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大对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投资力度。两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通过加强投资合作，中日两国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互利共赢，也能为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稳定与增长贡献力量。产业链与供应链：深度交融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全球价值链深度分工的今天，中日两国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联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两国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和贸易，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中日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首先体现在区域生产网络的构建上。以东亚地区为例，中日两国与韩国等经济体共同构成了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网络之一。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数据，中日两国是亚太地区价值链关联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日本在高端材料、核心组件和精密设备领域占据“上游”主导地位（如半导体硅片、高端陶瓷电容），而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无与伦比的制造效率，承担着“中下游”的规模化生产与最终集成角色，同时也在向产业链上游延伸。这种分工格局使得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也使得彼此成为对方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一部高端智能手机为例，其核心图像传感器很可能来自日本索尼，显示屏来自日本JDI，而超过60%的零部件采购、整机组装和测试都在中国完成。这种“日本技术”与“中国制造”的深度融合，使得任何试图将二者强行剥离的努力，都会如同撕裂一块织锦般，导致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瘫痪。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通商白皮书》，日本有高达1406个品类的进口额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这一比例是美国（567个品类）的2.5倍。日本在笔记本电脑、空调、家电等产品的生产中，对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依赖度极高，部分产品自中国进口的占比甚至超过90%。同样，中国在许多高端制造领域，也高度依赖日本提供的关键设备和材料。例如，在半导体领域，日本企业在光刻胶、氟化氢等关键材料上占据全球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中国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供应商。又如，在汽车制造领域，日本企业在高端变速箱、发动机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件上具有技术优势，中国汽车厂商对日本零部件的依赖度依然很高。可以说，中日两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使得彼此成为对方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当外部环境稳定、需求旺盛时，两国企业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共同增长。而当遭遇冲击时，任何一方的供应链中断都会对另一方造成连锁反应。例如，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初期，中国部分零部件供应中断，曾导致日本汽车、电子等产业一度减产。同样，2022年日本发生能登半岛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影响了部分关键原材料对华出口，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近年来，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安全”考量给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日本部分政客鼓吹“经济安保”，试图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粮食等关键领域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配合美国对华技术封锁。这种动向无疑将对中日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造成冲击。许多日本企业也认识到，中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巨大的市场，完全“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自身利益。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日本企业更多采取的是“中国+1”策略，即在保持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同时，适度分散部分产能到东南亚等地，以降低风险。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日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格局。文化旅游：民间交流的桥梁与情感纽带经济关系的最终载体是人。超越冷冰冰的数据，文化与人员的交流是经济依存关系最温暖、最持久的基石。除了经济领域的紧密联系，中日两国在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文化上的相近和历史渊源，使得两国人民对彼此的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中日之间已缔结超过260对友好城市，数量高居中国对外结好之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人数大幅增长，为日本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日本的文化产品、影视动漫等在中国也拥有大量拥趸。中国游客已成为日本旅游业的重要客源。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的统计，2024年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3686.99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比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前的2019年还多出近500万人。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数量为698.12万人，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虽然中国游客数量略低于韩国，但由于中国游客人均消费水平较高，其在日本旅游消费总额中的占比却位居各国之首。2024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总额达到1.73万亿日元（超800亿元人民币），约占外国游客在日总消费额的21.3%。这一消费额相当于日本2024财年全年国防预算的21%，可见其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中国游客的大量涌入，不仅带动了日本的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日本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文化在中日两国间也拥有广泛的交叉影响力。日本的动漫、游戏、影视等流行文化产品，深受中国年轻一代的喜爱。许多中国游客赴日旅游，除了观光购物外，还会专门前往日本的动漫圣地、影视取景地朝圣，体验日本文化的魅力。中国数字内容也在日本市场取得现象级成功，以游戏为例，《原神》等产品长期位居日本手游畅销榜前列，年流水达数十亿元人民币。中国的电商、短视频平台（如TikTok）深度融入日本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重塑其消费与社交模式。这种基于互联网的“软性”连接，正构建一个超越地理边界、由数字生态驱动的共同市场。然而受政治关系和突发事件影响，旅游市场容易出现波动。当前，由于日本在台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论，在外交部发布安全提醒后，中国旅游市场迅速反应，出现了明显的赴日旅游退票和改签潮。自11月15日起，中国主要航空公司陆续宣布对涉日航线客票提供特殊处置。截至11月16日，已有至少10家航司发布了相关政策，包括国航、南航、东航、海航、川航、厦航、春秋航空、吉祥航空、深圳航空和山东航空。这些政策普遍适用于在11月15日12时前出票、旅行日期在11月15日至12月31日之间的相关客票，允许旅客免手续费退票或变更。政策出台后，大量已预订赴日行程的游客开始咨询退改事宜。部分游客已决定更改目的地，从日本转向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例如，有游客反映，其通过国内航司购买的机票可以顺利免费退票，但通过外航（如全日空）或OTA平台预订的机票和酒店则无法全额退款。数据显示，自10月中旬以来，中国内地往返日本的航班量已连续四周下滑，从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94.8%降至82.9%，显示出市场已提前出现降温趋势。无法遗忘的历史，难以割席的现实政治的喧嚣如同海面的风暴，来时汹涌，去时亦会留下涟漪。当我们穿透由个别政客煽动起的“惊涛”，审视由贸易、投资、产业链与人文共同构筑的“经济深流”时，便会清晰地认识到：中日两国这艘巨轮，早已被四十余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锻造出的钢铁缆绳紧密相连。强行割裂它，不仅会引发船体倾覆的风险，更将让整个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海洋陷入动荡。历史的教训不容遗忘，时刻提醒着我们前行的方向与需要避开的暗礁。但若被日方的政治操弄蒙蔽双眼，从而忽视甚至否定当下彼此嵌入骨髓的经济现实与共同利益，则无疑是另一种迷失。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两国必须同时肩负起历史的记忆与未来的责任。东海潮汐，涨落有时。（文｜老马商业评述，作者｜马金男）更多精彩内容，关注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或者下载钛媒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