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弥陀堂讯息》 学习《金刚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答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今天的文章，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成庆将从佛学文化的角度出发，讲述如何用《金刚经》中的观念理解“无意义的工作”，以及如何用禅学应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无意义的工作”这个概念来自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同名著作，大量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视角出发，解答无意义工作的成因与恶劣职场环境引发的员工倦怠。用佛学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无意义工作”，会发现许多过往认知中的盲区：“所谓的‘意义’不过是自我设定，这反而是我们感受到苦闷的根源。”讲述 | 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源 | 看理想节目《现代视野里的〈金刚经〉》01.无意义的工作格雷伯创作《无意义的工作》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针对当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越来越多人感觉自己从事的工作毫无意义。对于“无意义的工作”，格雷伯的解释是：“从事这份工作的人觉得工作内容的绝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这些工作如果消失，这个世界不会受到任何不良影响。最重要的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本身就觉得这些工作不该存在。”甚至在格雷伯的眼里，一个黑帮杀手的工作虽然是有害的，但却不能说它是无意义的。《幸福伽菜子的快乐杀手生活 》格雷伯进一步给出了一个补充式的定义：“无意义的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虽然他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有意义。” 按照格雷伯的看法，一件事情是否具有“意义感”，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善”还是“恶”，而在于它是否充斥着虚伪和荒谬。什么样的工作会让人觉得虚伪且荒谬？对于格雷伯而言，“无意义的工作”可以分为几类，其中一类是随从类工作，这类岗位为他人提供某种身份衬托的功能，比如电梯操作员。在格雷伯看来，这样的岗位只提供某种炫耀性的“情绪价值”，如同封建社会里为主人“摇旗呐喊”的随扈一样。但现实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曾经在日本非常流行的“电梯小姐”，看上去只是为乘客揿按楼层，但也有安全保障和人群引导的岗位责任。在很长时间里，“电梯小姐”在日本都算得上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能够提供极其饱满的“意义感”。另外一类就是所谓的“看门人”，比如在中国所处可见的“门卫”。由于这两年电子门禁的大量使用，很多地方的门卫大多数时间都无所事事。但这两年，社交媒体上也有年轻人成功应聘到大楼监控员的岗位，每天多数时间不过就是刷剧和等待下班。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工作是消耗青春，没有意义，可是在如此内卷的职场环境中，也有很多人非常羡慕这种“高性价比”的岗位。另外一类在白领职场比较常见的“无意义工作”，就是格雷伯所说的，给官僚体系完成修补、拼贴而特别设置的岗位。我的学生曾经分享了一段职场体悟：“现在毕业两年，人在国企，做的所有工作没有任何反馈，能力上也没有任何提升，每天都困在‘审批流程’里，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找领导签字上，有种温水煮青蛙的感觉，而且还降薪。”这段描述完美契合格雷伯描绘的这一类“无意义的工作”的真实形态，也是今天职场的普遍状况：大家困在一个看似复杂的组织流程里，每个人被分割为极小的工作单元，以至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无法理解其意义。就像如今流行的“填表文化”，人们经常要根据不同任务的需求，将同样的信息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与拼贴，以维持行政系统的运转。甚至没有人会关注这些表格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因为很多项目的设置只是为了证明这个系统还在运转，看上去是“有必要的”，而并非是要“真的要做什么”。《糟糕的夏天》虽然格雷伯所描述的这几类“无意义的工作”的确呼应了当代人的普遍感受，但从佛学文化的角度出发，其实很难断定“工作”究竟是“有意义的”还是“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判断本身依赖于将事物本质化的执取心。以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为例，社交媒体常常会将这样的工作戏谑为“打螺丝”，以此隐喻这类重复单调的工作消耗青春。但如果往前倒退30年，一个出身农村而远赴沿海地区的打工人，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流水线上辛苦劳作，TA们会觉得这份辛劳没有意义吗？对于TA们而言，赚钱来“维系家庭”，无疑就是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可是短短30年，对于今天的打工人而言，单调重复的工作已被视为“无意义”，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够忍耐、不够坚持，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价值观的转变。02.现代意义危机的佛学视角今天的大众，更倾向于从个体角度出发来看待生命的价值，不再将意义寄托在家庭、宗族的认同，而是回归自我。于是，一个人能否在“工作”中感受到意义，其标准越来越依赖于个人的主观体验。这种易变、流动的感受，很难安放在那些在传统中看上去更稳定、更长久的生命目标之上，比如传统中国人所重视的家庭与宗族认同。从佛学文化的角度看，人类思维最初的起点，是“无明”建构出来的“自我感”，即执着有一个实体的“自我”存在。正是有了这个前提，个体需要不断依靠一个具象化的客体来标识乃至确认这个“自我”的存在。因为假如没有具象化的“客体”，那么“主体”是无从表达的，“自我”也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我”始终存在一种压制不住的“有求心”，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贪心”。因为这个被预设的“自我”需要不断通过与“客体”发生互动来获得某种实质性的反馈，而且还要让“自我”感受到某种拥有感与获得感。这种“反馈”，就是一般说的“意义感”。如果一个人感受不到这种“获得感”，或者一旦这种“反馈”无法满足“自我”更多的欲求，人就会产生“无意义感”。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意义感更多寄放在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家族认同上，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匮乏，个体需要寻求更有力的群体来获得安全感。这种集体主义的倾向，在儒家看来就是所谓的“祖先崇拜”，而对于佛教而言，这种将自身融入更大群体的实践，其实就是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化。因此，个人的意义一定要在家庭、宗族的基础上才得以理解。《童年往事》对比西方传统，这种意义感多是通过人—神的关系来获得。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疏的分析，但其核心的观点在于，对于人类而言，“意义感”的满足，其实重点在于要如何理解人类的“自我认知”。进一步展开，其实是要去思考“自我”与造物主、神灵、自然、家族、社会以及宇宙的关系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意义危机，并非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老问题”。弗里德里希·尼采、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以及当代饱受关注的齐格蒙特·鲍曼，都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里处理现代人的意义危机问题。尼采将现代性的危机理解为“上帝已死”之后的价值虚无化，个体再也无法确认和追求某个外在的绝对价值标准，只能沉溺于享乐、安逸和虚无之中。马克斯·韦伯将这场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高度理性化与官僚科层化，因此形成了让人窒息的“理性的牢笼”。正如很多批判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现代资本主义成功完成了“人的异化”，也就是人的自我工具化。资本主义依靠高度精细化的官僚制度以及消费主义的感官诱惑，甚至辅以越发精细的意识技术驯化（如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络），成功让大众变成了纯粹的“消费者”。“追求生命的意义”也被转换成永无休止的消费行为，人们需要借助不断的消费来满足瞬时的“获得感”，我们不再将意义安放在受人敬仰的神灵以及对于家族繁衍传承的期望上。因此，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人与看上去更稳定、更持久的秩序开始脱节，转而以“自我”作为意义的来源。虽然这些更宏大的秩序本身也并非是绝对的，而是人类所投射的本质化想象。但一旦这样的“想象”崩塌，而又缺乏新的替代，便会产生虚无主义的问题。现代人最抱有期望的，就是所谓的“自我”，但单纯的“自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具体内涵的空洞之物，当我们不再渴求与神灵、自然、社群乃至宇宙产生关联，所谓的“自我”必然会窄化，沦为一个纯粹追求感官欲望的生物体。我们念念都在追逐感官刺激的愉悦，不容许片刻的休止，因为那是我们感受意义的唯一通道，此时任何身心的“苦受”都让我们无法接受，因为那意味着“我”被一股无法主宰的命运所控制，于是试图努力挣扎、对抗，直到筋疲力尽，感到巨大的虚无。现代人往往会错误地将《金刚经》中的“无我相”等同于这种挫败后的“虚无感”。事实上，这只是因为现代人所执取的“自我”更易变，更难以把控，使得我们每每想要试图建立一个自洽、自足的“自我”时，便会马上感受到它的坍塌与消散。03.平常心是道关于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如果在西方思想脉络中寻找解决之道，最终无外乎是“右翼保守”和“左翼激进”的对决，正如今天全世界发生的各种“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斗争一样。回看20世纪的欧美思想界，经由日本传播过去的禅思想曾一度广为流行，成为嬉皮士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甚至影响了欧美的主流思想文化界。“禅”进入西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与现代文明对人类精神生活造成巨大的空悬感有密切关系。“无意义的工作”带来的挣扎与困扰，只是这种现代精神症候的具体表现。“禅”在西方世界之所以能被接纳，与“禅”对身心看法的内涵有关。当大家的精神越来越疯狂地追逐物质时，“心”变得躁动虚浮，渐渐失去大地般的稳定与平和。在铃木大拙看来，现代文明中因为存在“理性至上”的想法，导致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概念化与抽象化，表面上我们和“自然”没有分离，但是精神却已经被深深异化。《人生切割术 第一季》这种“异化”，其实就是认知上的二元对立，比如现代文明的重要动力就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但是“禅”却让人回到自然，因为“人来自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看到自然”。有人认为，这种将人与自然的差异抚平的看法不过是老生常谈，是一种道家的泛自然主义。但事实上，铃木大拙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也包括一切万事万物，都不是二元对立的，没有所谓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也没有“我”和“非我”的对立。铃木大拙试图超越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为现代文明的精神危机提供一种不同的解决之道。近代日本京都学派的重要人物，如西田几多郎、久松真一等人，与铃木大拙一样，都在试图以禅的思维回应西方二元论的困境。如果说西田几多郎用哲学理论建构的方式去回应这一议题的话，铃木大拙直接引入对禅宗公案的解说，以禅的日常经验去消解现代理性化的思想困局。如同心理学家荣格为铃木大拙的《禅学入门》所写的后记中谈到的，那些满足于理性分析的西方精神分析师会看到，“所有理性主义的化约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命时，是多么的空洞而肤浅。”铃木大拙绝非流俗意义上的佛教传道士，而是站在现代文明反思者的立场上，用“禅”的观念作出回应，并且试图以非二元论的思维去疗愈西方文明的精神症候。当今，这种“现代文明病”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这也是为什么佛学思想在今天会受到如此高的关注。下面来看，佛教文化在哪些方面提供了不同的分析与解决之道。现代社会的意义危机，和个人抛弃旧有的生命价值相关。现代人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我”脱离大尺度的生命目标后，转而将瞬时化的感官欲望偏好作为意义的来源，就使得满足感变得非常短促，而且极不稳定。在传统社会中，对于神灵或祖先的信仰与崇拜，不大容易被外在环境的改变所消解，因此个人的生命意义感会相对稳定和持续。但现代人的偏好瞬息万变，而且需要高强度和高频度的刺激，才能保证欲望满足的持续性，这势必会让人陷入剧烈的“得”与“失”的恶性心理循环。但同样，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由于对于欲望的深度沉溺，让大家有机会从意识体验的角度去观察，原来过去坚持的价值观、意识形态背后，不过是一串串想要追逐的念头。佛法并不会试图劝导人们以“复古”的方式去依附在一些旧有的价值目标上，因为那仍然只是暂时切换“执着”的对象而已。就像在一个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中，个人往往会因为某种深层的孤独感，将自己投身到某种未经审查的群体生活中，而这类被视为“救命稻草”的群体生活，可能是某种“新兴宗教”，也可能是某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等等。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固然来自于个体与神灵、宇宙、自然乃至共同体的脱钩，但人们开出的解药，往往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一体两面，也就是某种狂热而蒙昧的集体主义。因为这两种看法都共享着同样的哲学假设，也就是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们都是某种绝对性的存在，而这种绝对性，会让我们对于意义危机的克服变得无比偏执。这也是《金刚经》细密地讨论“执取心”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执取，不单单会以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常常会冠以“救赎”的名号。但只要有执取，势必就会带来人生之苦，而并非是真正的救赎。今天，种种泛佛教文化形态以“精神疗愈”的面目出现在互联网，使得大部分人认为，佛教似乎仅仅是某种脱离社会纷扰的安宁、平和的心境。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一般的读者中，甚至连某些著名的思想家也难逃其外。东欧著名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曾如此评价现代资本主义与佛教的关系：“初看之下，佛教似乎是针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强烈张力的良药，它往往能解开我们的心结，使我们达成内心的平静与所谓的放任自适；但事实上，佛教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最完美的补充。”在齐泽克看来，佛教、道教面对现代技术控制逻辑的应对方法是放弃掌控一切，随遇而安，而只要关注自己的内心即可消弭现代社会的精神压力。齐泽克对于佛教的理解没有跳出二元论的思想框架，他所理解的“放弃控制”，就是遁入内心舒适区，与外在的世界切割开来。这恰恰是佛教所批评的看法，因为佛法认为，只有身处现实世界的“放下”，并不存在脱离社会的“觉醒”。《阿弥陀堂讯息》齐泽克的误解本质上来自对“自我”的看法。齐泽克不能区分“没有自我”和“没有本质自我”的差异，流俗地将佛教的“无我”理解为一种断灭论的存在状态，以此认为佛教无法提供一种积极的实践论，也自然无法真正对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精神束缚提供解放性的力量，反而更像是一种精神麻醉剂。这种误解如此普遍，以至于齐泽克对此也并没有贡献出太让人惊讶的看法。因为当大众从“主体”出发开始提问的时候，误解就已经产生，因为那个本质化的“我相”已经牢牢地树立起来，以至于后续的所有答案，不过都只是围绕这个“我相”而展开的无用之语。著名的赵州禅师曾经向南泉禅师问法：“什么才是道？”南泉回答道：“平常心是道。”赵州禅师继续问：“那修行有特别的方向和形式吗？”南泉回答道：“有方向就错了。”赵州不死心，继续追问：“不去分别方向又怎么会是道呢？”南泉回道：“道不是意识分别，也不是不分别。意识分别不过是妄心而已，而不分别则是无记心，也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清楚。当你触碰到道之后，就知道那是一个无尽的虚空境界，怎么能让善恶是非来去界定呢？”在二元论的世界里，我们首先会建立一个抽象的“我”，接着来做种种的价值判定。比如，资本主义或许是某种系统性的“恶”，而救赎性的力量则应该是克服这种实实在在的“恶”。但是禅的解决之道，却是将自己放回到这个善恶并存的世界里，清楚了知善恶的运作，却不会被善恶的观念束缚。但大家又不能不实践，不能不努力。就像南泉对赵州说的：“平常心才是道。”所谓的平常心，其实就是“无我相”的智慧，它并非是一种意识上的自我麻醉，而同样需要指向现实的行动。只是这种非二元的智慧，对于禅者而言，的确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十几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和家人前往峨眉山，想去欣赏一下传说已久的金顶风光，顺便也进行一次朝圣。因为峨眉山自古被称为普贤菩萨道场，也是著名的四大菩萨道场之一。虽是名山，但对我这样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人而言，峨眉的沿路风光并无奇特之处，而且山路基本都在山间蜿蜒前行，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的险峻的峡谷和汹涌的瀑布。在半山腰的小路上，我们遇见一对反向而行的年轻男女，于是好奇询问：“过来路上的风景好看吗？”对方颇有点无奈地回答：“没什么好看的。”紧接着TA们反问：“上山路上的景色好看吗？”我张口便抱怨：“也没什么好看的。”说完我们便擦肩而过，各自开始自己的登山之路。《阿弥陀堂讯息》多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境，觉得那无疑是一次活生生的“禅”的教学。登山如果有设定的目的，无论这个目标是欣赏美景还是虔诚朝圣，都只会带来认知上的对立。但登山不过就是登山而已，我们需要赋予登山以某种绝对意义吗？走过的山路之间，一切的景色难道不都是“因缘的美景”吗？不管是金顶高处的普贤菩萨像，还是峨眉山中那长长的石阶，何处不是朝圣之地呢？回到格雷伯所提出的问题，今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无意义的工作？”《金刚经》给出的答案是，一旦我们设定了哪些工作是“无意义的”，就永远把自己的生命置于了一场从此岸到彼岸的艰难跋涉。我们总想从“无意义工作”当中摆脱出来，然后获得所谓“有意义的工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所谓的“意义”不过是自我设定，这反而是我们感受到“苦闷”的根源。唐代的鸟窠道林禅师身边有一位侍者，每日负责服侍，鸟窠也从不给他说法。有一天他向鸟窠禅师辞行，禅师问他为何离开，侍者回答：“我是为求佛法而出家，而您却从未给我说法，所以我想去其他地方参学。”鸟窠禅师说：“如果要学法，我这里还是有一些的。”侍者紧忙问：“那和尚请为我说法。”只见鸟窠禅师撩起衣服，去吹布衣上的绒毛，而侍者见此当下有悟。“为求法来出家”看上去意义感十足，算得上是了不起的发心，却让这位侍者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因为每日辛苦服侍师父，却从未得到任何所谓的佛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的确也算的上是“无意义的工作”。而鸟窠禅师最后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当下的一切即是佛法，也正是你苦苦寻找的意义所在。*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现代视野里的〈金刚经〉》第15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成庆新节目《现代视野里的〈金刚经〉》重磅上线点击收听节目👆音频编辑：夏夏微信内容编辑：铁柱封面图：《阿弥陀堂讯息》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商业合作：bd@vistopia.com.cn投稿或其他事宜：linl@vistopia.com.cn 平台地址：http://www.jintiankansha.me/t/YUaLIm8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