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开卷有益“如果说想参透人间百态就去医院，那么想看尽人性奇观，就去医院的精神科。”1993年姜涛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踏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就想逃离这里。看不到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该往哪走。精神科医生经历过的故事有很多，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双向拯救的故事。“与其说是我救了吴莉，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今天的文章选编自《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绝望的守夜人1996年冬天，吴莉被父母搀进了安定医院。当时她上大二，临近寒假的时候，学校给她家里打电话，说孩子表现不太正常，让他们接她回家。吴莉是北京人，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外地的名牌大学，从小到大没让父母操过心。转折发生在大一下学期。她先是失眠，情绪不稳定，继而开始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有一次上课，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她突然站起来大吼：“你们凭什么骂我？！”紧接着又是一声：“你们就是嫉妒我！想害我！”老师带她去了校医院，又去当地的精神专科医院检查。诊断结果：精神分裂症。吴莉不得不休学，住进了病房。按照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思路，主治医生给吴莉用了氯丙嗪。药物确实抑制了她的幻听和妄想，却也将那本应属于20岁的悸动与憧憬一同修剪掉了。每次查房看到她，我都像在看一场无声的凋零。那时候我在病房里经常跟患者聊天，吴莉刚住进来的时候不怎么搭理人，问十句答一句，或许因为我俩算同龄人，她偶尔还会多说几句。有一天查房时，我照例问她：“那些声音还在吗？”她点点头。“这次又说了什么？”“还是那些，老一套。”她抬起眼睛，“其实我知道那个声音来自哪。我得意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棒，它就煽风点火说‘同学都嫉妒你，想设套害你’；等我沮丧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个声音又落井下石，说我是废物，骂我‘赶紧死了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吴莉这么详细地分析自己，逻辑清晰，语言完整，一点儿也不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精神分裂症患者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思维障碍，其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都不协调，只沉浸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但吴莉不一样。她虽然也存在幻觉和妄想，但是她幻觉和妄想的产生是继发于情绪症状，跟心情波动存在高相关性。这让我大为意外。第六周的一天，护士的手刚碰到她的衣袖，就被她狠狠甩开。“想害我！”她笑得像金属刮擦玻璃一样刺耳。最后4个医护人员才把她按躺在床上，用约束带将她的双手绑在了床两侧。一个周五上午，我查完房从走廊经过，瞥见吴莉罕见地伫立在窗前。“等会儿你妈妈又要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吧？”我驻足问道。往常这种闲聊总能换来她浅浅的微笑，但那天回应我的只有玻璃上模糊的身影。我正准备离开，突然发现她瘦削的肩膀在微微抽动。她转过身来，泪水正沿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我就是个累赘……”她哽咽着扯紧袖口，“他们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了，自己连顿肉都舍不得吃……”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情感淡漠，对外界的人和事物都不感兴趣，几乎丧失细微的情感能力。但吴莉此刻的泪水，那种对父母的愧疚和心疼，让我既震惊又困惑：她如果是精神分裂症，又怎么会有这么细腻的情感呢？橡皮筋，崩断了回顾这两个月的病程，吴莉的情绪像坐过山车般剧烈起伏，一会儿高涨饱满，惊天动地，一会儿郁郁寡欢，萎靡低沉；而同时，她谈论的内容却始终保持着逻辑性，哪怕语速极快、表达略显凌乱的时候，思维也是连贯的……这些碎片拼出一幅矛盾的图景——虽然有幻听、妄想的症状，其他表现却根本不符合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就像发烧可以是很多疾病的共同表现，幻听、妄想这个症状，也可能源自完全不同的病理基础。我的诊断手册突然变得沉重起来。那天下午，我特意将吴莉父母请到医生办公室，进一步了解吴莉的成长经历。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大致拼凑出这个三口之家这些年的轨迹。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普通工人家庭的典型缩影。吴莉父母原本是国营厂的双职工，家庭不算富裕，但日子也过得安安稳稳。直到下岗潮袭来，将这种安稳打得七零八落。父亲在劳务市场什么活都干，今天砸墙，明天布线，指甲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泥灰；母亲凌晨3点去早餐店和面，下午再去工地筛沙子、扛水泥。女儿考上了大学，他们首先要应对的是3500元的学杂费。母亲卖掉了家里一枚祖传戒指，才勉强凑够吴莉第一学年的费用。吴莉也很懂事要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一进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做各种兼职挣钱。晚上去学校附近的小餐馆打扫卫生，周六日去做家教、发传单。就这样，到大一下学期，她居然从牙缝里抠出了500元，足够支付下个学期的生活费。“莉莉写信来总说，‘爸妈，我能养活自己了’，我们都特别高兴……”吴莉母亲搓着洗得发白的裤子，“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懂事得让人心疼。”生活的重锤确实能锻造出坚韧，却也悄悄在灵魂上凿出看不见的裂痕。上课、考试、打工，满登登的日程表，让吴莉好似一根被拉伸至极限的橡皮筋，时时紧绷着。大一还能勉强支撑，到了大二课业压力越来越大，这根橡皮筋终于禁不住持续的拉拽，崩断了。“都怪我，怎么就没多关心关心她……”吴莉母亲边说边抹泪。“之前你们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吴莉母亲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忽然又怔住：“大一寒假回来，这孩子就像被抽走了魂儿，不说话，整天闷在屋里不动弹，连最爱吃的炸酱面都懒得碰……我当时还以为长大了，心思重了……可到了暑假，她又像换了个人，变得活泼开朗，有天半夜爬起来擦玻璃，还非要把全家被褥都拆洗了……”她描述的，正是双相障碍的经典轨迹：冬季的抑郁像退潮一样带走所有活力，表现为沉闷、不说话，而夏季的躁狂又如海啸般席卷而来，表现出一种病态的亢奋。可家长怎么会想到，孩子忽而沉默寡言、忽而精力充沛的表现，竟是精神世界失衡的征兆。我向上级医生汇报，希望能给吴莉调整治疗方案。医生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全国的精神科病历堆里，十有八九都写着‘精神分裂’。再观察观察。”那时吴莉已经住院两个月了，原治疗方案显然已被验证效果甚微。我不死心，第二天又去找上级医生：“要是继续用抗精神病药物压制，她可能永远走不出这个循环……能不能用抗抑郁药试一下？”经过连续一周的软磨硬泡，对于修改为双相障碍的诊断，上级医生终于松了口，并指示：“那就小剂量地用一点儿抗抑郁药试试吧。”我立即着手调整用药方案，此后我每天3次查房，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吴莉的每丝情绪波动。第四天下午，我正在值班室整理观察记录，门被轻轻推开，吴莉父母局促地站在门口。“姜医生，我们来给莉莉办出院。我们打算……带孩子回家休养……”父亲声音沙哑地说。“治疗刚有转机，怎么突然……”我话未说完，就被她母亲急促地打断：“在这待着，还不如让她回家吃点儿好的……”她手指死死掐进丈夫的手臂，青白的骨节像要刺破皮肤。这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起身关上了办公室门，问：“二位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沉默许久，她父亲终于开口：“我们打听过了，这种病治不好……以后等我们不在了，莉莉可怎么办……”“吴莉的情况还是有希望的，咱们再观察一段时间……”“还有啥希望，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吴莉母亲突然崩溃地捂住脸，“我老鼠药都买好了……”我后背猛地沁出一层冷汗。本以为他们只是不想治病了，但万万没想到他们是不想活了。对于新的诊断，我原打算等治疗方案见效再说，此刻赶紧和盘托出：“吴莉很可能不是精神分裂症！我们正在尝试新方案，现在可不能放弃啊！”我给他们解释了自己的猜想，吴莉可能是双相障碍。“就像情绪的钟摆卡在了极端位置，”我抓起笔在纸上画了条波浪线，“抑郁时跌入谷底，躁狂时又冲上顶峰。”吴莉父母大概是第一次听说“双相障碍”这个词，一脸茫然。不过，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能治好吗？”“就像高血压，虽然需要长期用药，但控制好了完全能正常生活。药物起效得有一个过程，咱们再耐心等一等。”我一边劝着，一边赶紧让护士联系吴莉的亲戚。到了傍晚，吴莉父母终于决定：“姜大夫，我们听你的，继续治！”幸好没放弃接下来的几天，吴莉躺在床上，抗拒吃药。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采用电休克（ECT）治疗，也就是通常说的“电击”——这个在影视剧中被妖魔化的疗法，此刻却是打破吴莉恶性循环的最佳选择。两天后，当吴莉第一次主动接过药片时，护士差点儿欢呼出声。这个微小的动作，标志着我们终于夺回了治疗的主动权。到了第七天，我发现吴莉倚在窗台边，手指轻轻描摹着玻璃上的霜花，这是她两周以来第一次对窗外世界产生兴趣。第十天查房时，她散乱的刘海被一枚浅蓝色发卡别起，露出光洁的额头。“姜医生，”她突然开口，声音像融化的冰溪，“等开春了，我想去玉渊潭看樱花。”第十二天傍晚，护士站打来电话。“姜医生！”听筒里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雀跃，“您快来看三床——”监护室的玻璃窗前，夕阳为这一幕镀上金边：吴莉踮着脚尖，将喝剩的半杯水缓缓倒入绿萝盆中。她指尖温柔地拂过叶片，难以想象这个人跟几周前撕扯约束带的是同一个人。这个康复效果连我都暗自惊叹。吴莉的情绪改善后，幻听、妄想随之消失了，精力、体力也恢复得很好，可以安排出院了。临出院前，我拿着两周的药量，反复叮嘱吴莉母亲：“一定要按时吃，千万别自己停药。如果感觉哪里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变化，及时回来复查。”她认真地点着头，把药小心地收进包里：“姜医生，谢谢你救了莉莉！”曾经，我以为精神科的诊疗总是静水流深，无法经历其他科室那样的救死扶伤、惊心动魄。直到那天，看着吴莉离开的背影，我才真正懂得，我们笔下的每一张处方都承载着一个灵魂的重生。它不仅关乎一个病人的喜怒哀乐，更可能是在重绘一个家庭的未来。当患者眼中的阴霾散去，当绝望的家庭重见光明，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救死扶伤、惊心动魄？那时我在精神科已经待了4年半，但那天我仿佛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份工作，第一次郑重思考这门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又过了一个多月，吴莉的情况基本稳定，重新回到了校园。她母亲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打电话，传来一个个好消息：“莉莉拿了系里一等奖学金”“莉莉大学毕业了，进了研究所”“莉莉下个月要结婚了”……听筒那端传来的每个字，都像一缕穿透阴云的阳光，让人感叹生命的韧性如此动人。真是打心底为她高兴。“姜医生啊，幸好我们没有放弃。你还记得吗，你反复说绝对不要放弃。”吴莉母亲笑着说。我当然记得。那句叮嘱当年既是说给他们听的，也是说给那个站在职业岔路口的自己——彼时我的5年合同即将到期，某综合医院的录用通知也已经躺在了我的抽屉里。但就在吴莉复诊那天，我打了个电话，拒绝了那份工作。倘若当时调职成功，我或许就此与精神医学分道扬镳。细想来，与其说是我救了吴莉，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进安定医院的第一天，我就想逃离这里。进安定医院1000多天后，我再也没想过离开，并且一直干到现在。摘自《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信出版集团《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不仅是一部精神疾病的科普书，更是一段医生与患者彼此守望的心灵旅程。它告诉我们：精神疾病并不可怕，它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识别、可以治疗；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真正的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自1993年行医以来，姜涛亲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逐渐开放、走向科学的转变；也陪伴无数人走过精神困境幽暗的角落。精神病院不仅是治疗之地，也是一扇窥见社会的窗口，透过它，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姜涛写下的不只是疾病，更是关于希望、理解与陪伴的信念：愿你在人生无常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力量，那一刻，心便安定，生命自有光。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