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书五三七“余华英，你还认识我吗？”2023年的法庭上，被拐26年的杨妞花直面人贩子。5岁那年，她被住在隔壁的余华英拐卖到千里之外，靠着一份刻骨铭心的记忆，她最终将仇人送上审判席。2025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对余华英的死刑判决。这位在1993年至2003年间流窜贵州、重庆多地拐卖至少17名儿童的人贩子，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她的犯罪不是一时冲动，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流窜作案，是有预谋、有组织进行的。”贵州省高院法官赵洪波对余华英的犯罪性质做出了明确界定。法院查明，余华英与同伙将17名儿童拐卖到河北邯郸等地。这些孩子来自12个家庭，其中有5个家庭同时失去了两个孩子。余华英的作案手法针对性强：她专门选择那些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看管的幼童下手。1996年，她在都匀长途客运站附近拐走了罗兴珍的两个孩子；另一次，她仅用一根冰棍就骗走了陈丙连的小儿子。二十余年后，陈丙连的丈夫在寻子路上抱憾离世，而罗兴珍仍在原处守着修鞋摊，盼着孩子们能找到回家的路。杨妞花的记忆中，被拐后因尿湿裤子遭余华英踹打、揪着头发的场景成为她26年来无法磨灭的烙印。“我对她的长相，就是这样记住的。”2024年12月19号开庭后，杨妞花接受媒体访问正是这份深入骨髓的记忆，让她在成年后积极搜集证据，最终向警方报案，提供了关键线索。2022年6月，余华英在重庆落网。2023年9月，贵阳中院一审认定她拐卖11名儿童，判处死刑。余华英当庭上诉。案件进入二审阶段时，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落网，供出了更多犯罪事实。贵州高院因此将案件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就是为了穷尽一切手段，把余华英的所有犯罪事实都查清楚。”贵阳中院法官马丽解释道。经过全面核查，被拐儿童数量从11名增至17名，更多罪行浮出水面。张荣仙的两个儿子分别被以3500元和4000元的价格卖掉，亲情骨肉分离整整30年。“在其他刑事案件当中，合议庭对于适用死刑有讨论的空间，但是在余华英的案件当中，我们没有任何争议。”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马丽2024年12月19日，贵州高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贵州省高院李露法官指出：“余华英案件通过两次一审和二审，在公正判决的同时，彰显了我们人民法院对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案件的严谨审理过程体现了司法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零容忍态度。每一页卷宗都清晰记录着余华英将儿童当作商品买卖，导致12个家庭亲情断裂的罪恶行径。时至今日，罗兴珍的修鞋摊已经成为都匀客运站附近一道特殊的风景。27年来，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孩子丢了，是在这个地方，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儿。”而她的丈夫至死，也未能见到被拐的小儿子。这样的遗憾在许多被拐家庭中不断上演——有的父母在寻亲路上耗尽家财、心力交瘁，有的家庭永远失去了团圆的机会。而被拐儿童，也往往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即使与亲生父母团聚，缺失的成长岁月造成的隔阂也难以完全弥合、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也很难消失。余华英案中17名儿童的命运各不相同，但都因这次拐卖而彻底改变。余华英的伏法被选入“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这是对司法公正的肯定，也是对全社会反拐决心的彰显。然而，“天下无拐”的目标远未实现。尽管技术进步如DNA数据库和人脸识别助力寻亲，但儿童拐卖犯罪依然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正如被拐26年的杨妞花说的那样：“他们只是怕死，他们从不悔过。”指望人贩子心软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法律严惩外，还需加强儿童监护、完善社会保障、提升公众防范意识。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免于骨肉分离的痛苦。那些仍在等待孩子回家的家庭，那些仍在适应新生活的被拐者，他们的伤痕需要时间抚平，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反拐之路任重道远。▽2025年春天，罗兴珍的修鞋摊依然在都匀客运站旁。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皱纹，但眼中的期盼未曾消退。几百公里外，杨妞花终于可以放下背负26年的仇恨，开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余华英案画上句号，但司法卷宗之外，那些被改写的人生剧本仍在继续。每个被寻回的孩子背后，是无数个不放弃的日夜；每一起被破获的拐卖案件背后，是社会正义防线的坚守。正如终审裁定书所言，死刑判决“没有任何争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些被撕裂的家庭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弥合伤口，而我们通往“天下无拐”的道路，依然需要每个人的守护与努力。 文章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