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收纳于二期工程“安全性”，因为其中包含前线社区自行主持的培训/教育工作。对此，公信力是比技术水平更重要的前提。公信力也是团结能力和亲和力的重要基础，但很容易受损。🧬 在这里下载杂志版：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SCtPpW3PR34xvLq-bQ-50kViqTXIjZA/view?usp=sharing 精英主义语言的问题常出现在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试图与所谓的“普通大众”沟通的情况下。如果沟通的目的只是商业活动，那只需把语言简化至目标受众群的中位水平即可，或许再借鉴一些目标群体的流行语和文化符号，就能确保销售成功。不过，若动机更具公益性 —— 例如中产阶级活动家试图与其他背景的活动家沟通，或者在向“普通大众”分享信息、资源和观点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出于充分的历史原因，学术界惯用的语言（即许多中产阶级活动家驾轻就熟的表达方式）往往会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感到疏离或困惑。然，从父权制到帝国主义，这个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皆为系统性病态，需要严肃的努力与专注才能理解。而与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形成直接对立的，是前所未有的强大文化机器。它操纵着每个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历史乃至语言本身，以维护既得利益格局。我们如何使用已被文化产业严密控制的简单语言，向注意力持续时间日益缩短的普通大众，以简短易消化的片段，来阐释复杂晦涩的理念？显然答案是不能。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在当代社会已被用作控制工具，而词汇量缩减、语法简化、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的趋势，正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去能力化手段之一。抵制语言的愚民化，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其重要性不亚于争取社区自治和经济自足。语言必须成为革命的阵地，它是所有社会斗争的必要武器。作为中产阶级活动家，我们的责任是用我们所受的教育帮助复杂的专业语言变得易于理解，而不是将大多数人无法立即轻松理解的事物视为本质上难以理解的。但若暂且搁置对理论长远发展的探讨，回归当下语境，那些关于语言晦涩难懂的批评确实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这些批评在其他场合均有阐述，其核心在于承认：体制教育是少数人（尤其是国家层面的“核心身份集团”）享有的特权；当我们使用伴随体制教育而来的精妙语言时，会阻碍未受过此等教育者的理解和共情，并有意或无意地将激进组织与运动中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受过体制教育的精英阶层手中。当这种批评被教条化时，通常（错误地）简化为：长词与复杂句式即为特权象征，而特权本身即为恶。这种教条化批判忽略了关键认识：当前的教育是特权没错，但这正是需要拆除的部分—— 将接受高等教育的荣耀普及化，让人人都能享有。如果这些批评的根本目标是挑战语言中的精英主义，那么激进主义文献中就会出现精妙程度高低参差的语言的自觉结合，让每个识字者都能接触到既在其舒适理解范围之内又超越其舒适理解范围的材料，既欢迎他们又挑战他们。特权活动家本应自觉运用语言以促进理解，而现实中却呈现两种极端：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要么漠视问题，无视潜在受众中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要么就是条件反射式地回避专业词汇、回避复杂分析和深入（即冗长）论述，以逃避问题。教育被斥为资产阶级产物，或用当下更时髦的说法——“排他性”象征。活动家们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主流喉舌及体制教育沆瀣一气，共同参与了针对本应作为赋权对象的群体的智力屠杀。要对精英主义语言进行战术性考量，就应当审视批判此类语言时所蕴含的若干预设。其中最根本的莫过于“大众”的神话。其逻辑如下：”大众缺乏教育，使用艰深词汇会疏远他们”。但究竟该如何划分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大多数人”会使用“精英主义”这个词吗？（天哪：精英主义这个词本身难道不就很精英主义吗？）写作呢？诚然多数人都是识字的，但许多人因非自身过错而文盲。文字记录是否精英主义？活动家难道不该制作传单和宣传册？这显然排除了不识字的人群……受过教育的活动家正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设定可接受的”愚昧”标准；即便他们排斥学术语言，却通过维持智力的等级制度来捍卫了精英道德，只愿站在阶梯上降到特定位置来迎合教育程度较低者。任何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只是被他们对“普通人”概念的构想所遗弃。“大众”神话的影响在于，当我们走出自己的圈子时，多数活动家会对那些他们认为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居高临下地说话。实际上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听众是否贫困或是否少数族裔。我认为许多活动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通常有多么的傲慢，当他们试图使用明显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时，这种傲慢是多么地显而易见。然后他们转身又谈论精英主义？……禁止所谓精英主义语言的禁令，还暗含着对贫困背景人群的刻板印象 —— 认为他们要么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要么根本不愿学习。事实上，在许多贫困社区，接受良好教育都被视为一种赋权方式，但鲜有活动家在与弱势群体交流时试图淡化这种教育背景。特权活动家通过在圈外回避学术语言和分析，维持着一种依赖关系——他们充当知识守门人，永远需要他们来将法律条文、科学研究、政治分析等转化为“通俗语言”。批评中另一个隐含的假设是，某些语言类型天生具有精英主义倾向。这是错误的假设。事实上更丰富的词汇量和更复杂的语法结构是极有价值的工具，尽管人们需要接受更高教育才能驾驭这些东西。真正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的并非语言本身，而是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的教育体系。受过体制教育的活动家们肩负的使命，正是让这种教育普及化，并将语言转化为大众可用的工具。我们不想要为大众量身定制的奥威尔式新话，我们要的是解放语言本身 - 语言的去神秘化。遗憾的是，受过教育的活动家们仍在浪漫化所谓的“平实语言”，同时继续抱怨大众如何再次被政客们最肤浅粗糙甚至陈词滥调的诡辩所蒙蔽——这些话语经媒体传播后，竟又一次煽动了对最新的战争或严苛政策转向的支持。将各种语言形式从当前特权等级中剥离出来，置于多元平等文化的应有之境，是至关重要的行动（前提是先让社会中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们享有平等的地位）。事实上，许多针对精英主义语言的现有批评本身就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因为它们旨在维系制度化教育者对分析性话语的垄断（这些教育者本身往往已被制度化，而非激进派，就算其以异议自居，也很可能并非站在我们这一边）。受过教育的激进分子对任何带有精妙色彩的语言的排斥，反而使激进分子自身变得愚昧。未受高等教育的激进分子也并非更具无产阶级属性或包容性，他们只是更缺乏成效。颠覆教育体制，再用解放性的教育来推动颠覆，岂不是更有效？我们应当揭露并打破父权制规范 —— 那种认为你的一切都应该被“管起来”、高高在上压制所有质疑和反驳的规范。我们应当运用自如的语言形式—— 无论学术的还是日常的 ——只要表达清晰，能激发知识的传播与共享。这将使周遭受益。同样，学习他人使用的语言类型亦能启迪我们。承认语言的多样性，但要打破这些语言所处的经济、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