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约 4600 字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公元518年，北魏宣武帝（483—515）的皇后高氏突然去世。《魏书》记载：“时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后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这里说的灵太后胡氏，即为宣武帝的妃嫔，也是孝明帝（510—528）的生母。在北魏“子贵母死”的制度传统下，这位灵太后不仅在宣武帝的后宫中存活下来，更是在孝明帝登基后，假借天象之说铲除异己，一步步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后世史家或认为其为政有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魏统治；或认为其荒淫无道，倒行逆施，是北魏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她究竟是女政治家，妖后？还是一位逐渐被权力异化的野心家？“子贵母死”制度的幸存者北魏后宫，自道武帝拓跋珪（371—409）始，即实行一种中国历史上极为残酷的制度——子贵母死。《魏书》称此举是在效法西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旧事，历史学家田余庆在其著作《拓跋史探》中指出，北魏前期治理，多参照拓跋风俗而非汉制，所谓的效法钩弋夫人旧事，极大可能为托词。拓跋珪此举，从实际角度出发，其目的应是加强皇权。拓跋氏部落发展前期，鲜卑族的其他强盛部落常常干预其首领的继承，形成“母强子立”局面，阻碍皇权的集中和稳定。拓跋珪建立北魏后，打击了贺兰、独孤等家族势力，为了巩固皇权，必然要考虑如何进一步限制外部势力，由此催生出了“子贵母死”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到了孝文帝（467—499）时期，反为文明太后、幽皇后冯氏姑侄所利用，成为其掌握权力的工具。处死皇子生母，再借皇子养母的身份接触政权，成为后宫中的野心家们新的应对之法。大概道武帝也没有想到，他定下这项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度，非但没有长久地起到维护皇权继承稳定的作用，反而使得皇家子嗣凋零。 至宣武帝时，后宫众妃嫔皆不愿意孕育皇子。对于北魏皇室而言，鲜卑其他部落的势力历经几朝打压，已经不再像道武帝时期那般惹人忌惮。而后宫无子，对于皇帝而言，正成为一个危害更大的问题。灵太后，当时还是宣武帝的妃嫔胡氏，恰在此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妃嫔的野心和胆魄。“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她如愿诞下了孝明帝元诩，也是宣武帝一朝后宫中唯一存活下来的皇子。宣武帝对皇长子极为重视，亲自为其挑选乳母，并将其置于别宫抚养，杜绝当时的高皇后及其他妃嫔谋害的可能。孝明帝即位后，胡氏作为皇帝生母，其政治地位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依照前代皇帝故事，为防“女主”祸乱朝廷，她依旧存在被礼法赐死的风险；而另一方面，最有资格搬出礼法来制约她的人依旧在世，那就是宣武帝的皇后高氏。对胡氏而言，幸运的是，朝中大臣于忠掌权，与高皇后母家不睦，一心打压高氏家族的势力，这就为胡氏母子的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于忠、高阳王元雍等人的策划下，权臣高肇哭拜宣武帝梓宫后，进入舍人省，被提前埋伏在此处的壮士所杀。高肇即为高皇后叔父，也是高氏家族手握重权的大臣。高肇一死，高氏家族元气大伤。高皇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心。灵太后掌握权力不久，逐步打压于忠势力，又利用天象异说，宣称女主乱政，已经出家为尼的高太后旋即暴毙。从此，她不只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幸存者，更是借着皇帝生母的身份，扶持幼主，一步步掌握最高政治权力。野心勃勃的太后孝明帝继位时，年仅六岁。灵太后在成功排除掉高太后和权臣于忠这两个对手后，顺利专掌朝务。她在诏书中自称为“朕”，并取代孝明帝，成为改葬文昭高太后的主祭者。这一举动并未招致朝野上下的大幅度反对。朝中支持灵太后的势力包括三派，一是以清河王元怿、高阳王元雍为代表的北魏宗室；二是被胡太后重用的汉族士人，如在孝明帝继位和胡太后夺权过程中相助的崔光；三则是胡太后一手扶持起来的宦官内侍。无论是前朝，还是内宫，皆在灵太后的掌握之中。自灵太后执政以来，为维护政权稳定，亦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她重视官吏的选拔和培养，曾下诏派遣刺史巡视地方，体察民情，也曾亲自在朝堂考核州郡官吏。她曾建造百姓可向其申明诉讼的车子，乘车在宫外巡游，以便体察冤情错案。同时，灵太后也继承了北魏前代皇帝崇尚佛教的习气，于永宁寺建造九层佛塔，以进一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魏书》记载：“其岁，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早在北魏孝文帝出生时起就建造的永宁寺，已经逐渐成为北魏统治祥瑞的象征之一。灵太后借修塔之事稳固人心，也是其具有一定政治素养的表现。然而，正如历史上许多位君主给我们提供的教训一样，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们会从官僚、宗亲或者宦官内侍中选择一些人为自己所用，扶植和扩张他们的势力，却也容易为这种势力反噬。在灵太后重用的宗室力量中，就有两派产生了分歧。一派是以江阳王元继之子元叉为代表的宗室旁支和宦官，而另一派则是以宗室近亲清河王元怿为代表的清流官员。元叉为灵太后妹婿，向来为灵太后纵容。清河王元怿则为宣武帝之子、孝明帝的叔父。元怿常常用法度制裁元叉，大大限制了他扩张权力的野心。元叉也曾试图向灵太后诬告元怿谋反，诬告不成，反而更加忧心惊惧。在元叉看来，元怿并非是维护法度的清流之辈，而是他的一大威胁。为了除掉政敌，他甚至不惜反噬曾经一手提拔他的灵太后。正光元年（520），元叉、刘腾发动政变，控制十一岁的孝明帝元诩，囚禁灵太后于北宫，并杀清河王元怿。《魏书•皇后列传》记载：“时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肃宗于显阳殿，幽太后于北宫，于禁中杀怿。”这一史料似乎将一场政治权力变动，叙述为一次针对“淫乱妖后”拨乱反正的讨伐。然而和嫂嫂通奸这一重大丑闻，在清河王元怿本人的传记中却并未记载。《魏书》在清河王本传中称其“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善谈理，宽仁容裕，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相当正面的形象。我们似乎很难将这一形象和一个迫于女主淫威，而不得不违背伦理纲常的懦弱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在清河王本传中，对其被杀一事，则认为是一桩冤案，称“叉与刘腾逼肃宗于显阳殿，闭灵太后于后宫，囚怿于门下省，诬怿罪状，遂害之”。这里用了“诬”字，或许也暗示着宣光政变的真正原因，并非所谓“太后和小叔偷情”的所谓丑事，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后世史学家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对这一问题亦有议论，认为所谓偷情一事或为后人穿凿附会。元怿和灵太后之间，亦有可能只是一种政治上的盟友关系。宣光政变后，灵太后被幽禁于后宫，几乎完全失去了政治权力，同孝文帝也是一度母子不能相见。五年的幽禁生活，或许让她不止一次反思自己的失败。她重用元叉、刘腾，这些人却用她给的权力反噬了她。在尝过执掌朝政、大权在握的感觉后，灵太后恐怕很难接受自己失权失势，于宫中被幽禁致死的结局。她再次利用自己作为女性以及皇帝生母的微妙政治优势，借母子不得相见的思念之情，使元叉逐渐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得到了与亲子相见，也就是与外界联络的机会。孝昌元年（525），灵太后重掌朝政，夺去元叉权力。如果说她此前的执政措施还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魏的统治，而在她第二次执政期间，被权力异化的野心和不安愈发明显，最后落到逼死亲子，身死国亡的结局。落幕结局灵太后重新掌权后，对于权力的控制欲更加强盛。她开始试图和朝中大臣建立起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也传出了一系列桃色绯闻。史书记载：“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惏。郑俨污乱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于朝，为四方之所厌秽。”灵太后执掌北魏的最高政治权力，而她的“男宠们”以她为中心，分别执掌军队、政令、内廷，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小圈子。灵太后在这个圈子中，既能稳固权利，又能获得情感关系中的寄托。即使是她的亲生孩子，在与她意见不合时，也越来越招致她的忌惮。或许是元叉的背叛，让灵太后对于权力中心的亲密关系觉得更加不可依靠，或许是孝明帝逐渐长大，不再是那个只会依靠母亲的小孩子，而是一位想要掌握政治权力的君主。总之，这对亲生母子逐渐开始离心。孝明帝难以接受母亲的生活作风，也不能容忍这些宦官男宠长期把持权力。但这在灵太后看来，显然是对其政治地位的又一个威胁信号。 武泰元年（528），孝明帝妃嫔潘充华诞下一女。灵太后意识到这是扶持另一个幼主，再度牢牢掌握执政大权的好机会。她想出了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主意，谎称潘充华所诞为皇子，毒杀孝明帝元诩，立这位“皇子”为新帝，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元姑娘”。元诩已死，新帝即位，最容易产生权力动荡的时间点过去。灵太后或许以为自己的权力已经十分稳固，她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扶持一位女主登基不会是长久之计，遂在几天后向天下人宣告皇子实为皇女，废黜元姑娘，另择宗室幼子为帝。然而，灵太后自认成功戏耍了天下人，却给了权臣尔朱荣一个叛乱的好借口。孝明帝死后不到两月，尔朱荣率军队渡过黄河，以灵太后“从佞臣之计，随亲戚之谈，举潘嫔之女以诳百姓，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为名，举兵兴讨，北魏朝廷竟不能抵抗他的军队。灵太后本欲再借“出家”之名退居权力二线，以此保全自身，然而尔朱荣篡权之心已定，并没有听从她为自己的辩驳和妥协，直接命人将灵太后投入河中。一代权后，就此落幕。纵观灵太后一生，从“子生身死，所不辞也”，到毒杀亲子，扶持幼子，最终为权臣所害，自始至终，她都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政治野心和欲望。这份野心和欲望，让她在北魏后宫权力斗争走向一个复杂微妙的节点时，成功幸存下来；亦让她在第一次执政期间，整顿吏治，平定叛乱，稳定人心；却也让她在权力关系下逐步走向异化，亲近听信于只能依附于她的男宠宦官，而对亲子痛下杀手。《魏书》称“灵后淫恣，卒亡天下”《北史》记载“灵后反政，宣淫于朝，倾覆之徵，于此至矣”，而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以魏事败坏，悉蔽其罪于后，实非平情之论”。北魏的覆灭，与其说是因为灵太后后期的乱政导致，更不如说是鲜卑旧贵族同皇权积累的长期弊病。将朝代的兴亡荣辱系于一人之上，或许以现代视角来看，并不公允。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灵太后改变了北魏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北魏的历史塑造了她。参考文献：1、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2、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3、赵翼：《卄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方诗铭、周殿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6、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7、薛玥：《北魏胡太后权力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2022年.8、陈超：《权力、价值与信仰：北魏宣武帝高皇后出家事件探析》，《.宗教学研究》，2022年第3期.9、姜望来：《从天安寺到永宁寺:刘宋、北魏皇家大寺与南北形势》，《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10、张金龙：《灵太后与元叉政变》，《兰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END作者 | 成千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排版 | 李语馨（实习）校对 | 李栋国历好物进击的士族旁落的皇权跨越五百年的权力对抗史国民历史读物《国家人文历史》专业团队最新力作展现士族潮起潮落的史诗级历史画卷点击下方封面，即可购买↓↓↓“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